在1962年第九期的《电影文学》杂志上，一篇名为《自有后来人》（亦称《红灯志》）的电影文学剧本跃然纸上，其作者为沈默君与罗静。剧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日军占领时期东北某小镇的故事，三代人在这片土地上，为了将“密电码”传递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队，共同演绎了一场充满悲欢离合的动人篇章。尽管这三代人并非血缘相连，但革命的风雨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亲情的纽带由此更加深厚。共产党员李玉和、李奶奶英勇牺牲，而“革命接班人”李铁梅最终将“密电码”安全送达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
自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问世，便在广大读者群中激起了强烈共鸣。长春电影制片厂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着手将这部感人的故事搬上银幕。1963年，黑白故事片《自有后来人》与观众见面，一时间，全国上下纷纷争相观看。同年，哈尔滨市京剧团以此为蓝本，编排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一经在当地上演，便大受欢迎，连演逾百场。继此之后，上海爱华沪剧团以此两部戏为基石，改编推出了现代沪剧《红灯记》，在上海的演出大获成功。与此同时，中国京剧院一团亦编排了同名现代京剧《红灯记》。此外，《红灯记》连环画也推出了两个版本（这属于“文革”前的经典版本，而非“文革”期间所盛行的同名“样板戏”连环画）。
在“文革”期间，《红灯记》被塑造成“样板戏”，并成功搬上银幕，从而使得这出“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亿万民众争相传唱，各地方戏剧亦纷纷将其“移植”改编，诸多商品上也印刻了《红灯记》中的人物形象。然而，“文革”结束后，《红灯记》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自20世纪90年代起，电影《自有后来人》得以重映，京剧《红灯记》作为红色经典再度重返舞台，甚至当年发行的《红灯记》连环画也多次重印。
自1963年红灯初次闪烁，至今已跨越四十余载春秋，《红灯记》的幕后亦孕育着无数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01
《红灯记》讲述的故事，背景设定于1939年，发生在一个名为“龙潭”的虚构黑龙江小镇。这个小镇虽为虚构，却象征着东北诸多隐藏着地下交通员的宁静小镇。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蛮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地区全境。面对此等屈辱，中华民族的优秀儿郎们挺身而出，与入侵者展开了殊死搏斗。为驱逐日军、捍卫祖国，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同加入了抗日的大军。他们起初成立了“红枪会”、“黄枪会”，随后又组建了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他们进一步建立了抗日游击队。最终，汇聚社会各阶层力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
抗联通常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转而采取游击战术。他们昼伏夜出，对敌人实施突袭，日军车站、铁道、车队、粮库、弹药库、兵营，乃至桥梁、水电站等地，均成为抗联攻击的重点目标。抗联游击战对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其日夜不得安宁。
为确保情报的精准无误，并更高效地打击敌军，抗联精心培育了一批地下交通员。他们穿梭于城乡之间，以多样的身份和形式，为抗联秘密输送情报。在经典作品《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家园便是我党秘密的交通站，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以及那些跳车者、磨刀人，均身负交通员的使命。一旦交通站或交通员遭遇不测，往往会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交通员们的组织关系错综复杂，上下级之间的联系则清晰明确。以下为1937年“东北抗战交通组织机构图”。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海参崴职工委员会——各省委员会——特派委员会交通局——县委交通部——救国总会交通站——交通工作者
交通员的身份千变万化，他们可能是商人、老板、道士、记者，甚至是猪倌。他们不仅负责侦察和传递敌人的动态情报，还要传达中共中央等机构的指令，掩护党的领导干部，运送作战物资，以及宣扬抗日救国的道理。交通员们以无畏困难、不惜牺牲的精神著称。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他们或把密件缝入衣物之中，或藏于耳后，甚至巧妙地编织进女子的发辫中。他们按照预定的地点和暗号，通过单线联络进行秘密接触。在电影《自有后来人》及多个版本的《红灯记》中，李玉和与交通员接头时高举红灯，与磨刀匠碰面时留意对方左手戴手套的特定暗号，以及他在粥棚遭遇日本宪兵搜查时，机智地将粥倒进装有密电码的饭盒以保护密件，这些场景都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一切得益于编剧沈默君对抗联交通员与敌斗争手段的深刻理解。
在抗日联军初创时期，指挥员们面临通讯设施匮乏的困境，信息流通受阻，这对攻防布局极为不利。1936年，声名显赫的抗联将领赵尚志派遣于保和前往黑龙江通河县的帽儿山秘密营地，着手创办抗联电信学校。该营地藏有一台缴获自日军的电台。随着学员们陆续抵达，又有多台苏联制造的电台相继送达。
学员学成归队，携带由电台分配至各军。自此，抗联各军间仿佛拥有了“千里眼”与“顺风耳”，对作战行动大有裨益。鉴于防止敌人截获，电台不能使用明码通信，只能自行编制密码。这些密密麻麻的密码本，正是《红灯记》中所提及的密电码。它们需被送至装备电台的抗联部队，用于加密发送及接收后的解码。这些密电码承载的信息至关紧要，保密性极高。若敌人一旦获取，抗联部队轻则可能遭受日军伏击，重则山中的密营可能暴露，乃至导致全军覆没。
密电码之重要性无可比拟，其在敌后传递之际，必须格外谨慎隐蔽。通常，我们将其藏匿于书籍或字典之中，以此混淆敌方视听。对于密电码，无论是交通员还是报务员，皆将其视为自身的生命线。回溯至1942年的寒冬，抗联二路军的女报务员陈玉华，随小队于行军途中，突遭日军围攻，小队成员各奔东西。身负发报机的陈玉华在战斗中身受重伤。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她毅然将发报机砸毁，投入深雪之中。在献出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将密电码吞入腹中。
02
《自有后来人》的编剧沈默君，曾参与创作了《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海魂》等知名影片。1961年，卸下“右派”帽子的沈默君在黑龙江的采访之旅中，搜集了众多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感人故事。翌年，他正式加盟长春电影制片厂。不久之后，他便接到了厂里的一项指派任务，要求他创作一部以“家人亲密无间，却非血亲”为主题的电影剧本。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一栋雅致的白色小楼，众人口中唤作“小白楼”。每当创作人员肩负使命，便会入住此楼，静心投入创作。沈默君于此处，不禁忆起在黑龙江搜集到的抗联交通员接头的动人往事：那是在抗战岁月，一位驻守北满的抗联交通员，肩负着从黑河至哈尔滨传递情报的重任，暂居于道外的一家小旅馆。约定的接头时间已过去三天，却未见来人。交通员虽囊中羞涩，却不敢轻举妄动，唯有在床上以水度日，艰难地躺了三天。直至接头人终至，这位交通员已是饿得奄奄一息。
沈默君深受触动，遂决定以此为契机，创作一部关于抗联交通员的电影。京剧《赵氏孤儿》的灵感启发了他的创作，从而构建了李玉和一家三代的剧情框架；而他早年观看的一部名为《密电码》的电影，也成为了剧本中不可或缺的线索。电影剧本中的交通员接头暗号“我是卖梳子的”、“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以及演员们所展现的东北口音，均源自小白楼两位员工的倾力相助。
电影《自有后来人》一经上映，便激发了众多艺术形式的涌现，其中包括先前提及的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以及《红灯记》等。在“文革”期间，样板戏《红灯记》问世后，评剧、吕剧、川剧、晋剧以及维吾尔歌剧等诸多地方戏曲纷纷将其“移植”至本地区，这种移植版不仅将唱腔调整为地方戏曲特有的调式，而且在唱词、念白、角色塑造、服饰装扮以及布景设计等方面，均严格遵循样板戏的原貌。
电影《自有后来人》讲述的是东北的事，所以片中出现了不少东北方言，如“小趴趴房”（低矮简陋的房子）、“穷忙”（一直很忙）等。在“文革”前以此改编的其他戏剧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豫剧《红灯记》中，有比电影中更为浓烈的“嗯哪”（是）的东北方言。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改编比较有趣，其中设计了一幕“东北民房两家火炕的炕洞相通”的场景，李铁梅与邻居姑娘通过这个相连的炕洞进行换位，巧妙地避开了屋外特务的严密监视。
1963年，周总理陪同朝鲜尊贵的崔庸健贵宾莅临哈尔滨，一同观赏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演出落幕之际，剧中李铁梅一角由云燕铭倾情演绎，她将该剧的剧本赠予周恩来总理。返京之后，周总理将剧本转呈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早年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并在哈尔滨参与过工人罢工运动。他审阅剧本后，提出了宝贵意见，建议剧组的编创人员对“钻炕洞”这一情节进行进一步的推敲。
在《革命自有后来人》这部作品的编剧兼导演着手对民房进行实地调研时，他们发现，若两家炕洞相连，则一家点火烹饪或取暖，另一家便能不劳而获，然而这一情景在现实中却鲜有发生。尽管编导身处哈尔滨，他们的居所却是被当地人亲切称为“苏联房”的俄式建筑，享受着暖气和舒适的床铺。东北地区的火炕与炉灶相连，炕洞从炉灶起始，穿过炕体直至烟囱，整个封闭过程均采用泥土完成，以确保点火后烟雾能够顺畅排出，火焰也能够越燃越旺。但若如剧中描述那般揭开炕面钻入炕洞，燃烧火炕时烟雾将无法排出，不仅无法达到烹饪和取暖的目的，屋内居民也将难以忍受。此外，东北火炕的高度通常不超过五六十厘米，再加上内部用砖砌成的数条烟道，其高度和宽度已经无法容纳人体钻入。再者，炕洞内积满了黑灰，即便能够进入，出来时也必然是灰头土脸，然而剧中的角色却能够在钻出洞后保持干净整洁。
剧组人员迅速对剧本进行调整，将这一情节改为李铁梅从后屋的小窗潜入邻居家。因此，在1964年发行的京剧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中，虽然保留了邻家女子的角色，却删去了钻炕洞的情节。而中国京剧院的翁偶虹与阿甲在随后对京剧《红灯记》进行改编时（剧本收录在1965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中），参照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并在第七场戏“钻炕藏密”中，设计李铁梅拆除了两家炕洞之间的隔墙。到了1970年，样板戏《红灯记》正式推出，其故事背景已从东北迁移，场景转变为拆解床下的墙壁。
在“文革”前夕，连环画《红灯记》便借鉴了同名戏剧的情节。例如，在1965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那版连环画中，便生动描绘了钻炕洞的场景：画面中，东北地区的火炕上，一块可揭起的木板露出，铁梅已将木板揭开，其身躯已钻入炕洞中，半身隐于其后。
1965年伊始，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剧组踏上南下的征程，抵达广州与深圳进行巡回演出。当该剧在深圳上演之际，众多渔民纷至沓来，而香港的居民们也跨过罗湖桥，不畏数小时的步行，只为抵达深圳唯一的剧场——深圳戏院，一睹风采。尽管广东观众对现代京剧并不熟悉，但演员们精湛的技艺让他们领会了剧情的跌宕起伏与全剧的主题思想。观众们沉浸在表演之中，情绪高涨。每当剧情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时，他们眼中含着热泪，激动地起身高呼口号，热烈鼓掌，以至于演出多次因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而中断。
演出落幕，众多观众纷至后台，渴望与演员们握手致意。剧组目睹此情此景，随即决定临时举办一场观众座谈会。在会上，一些来自香港的观众不禁感慨万分：“……起初，我们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大陆的红色宣传，却未曾想，我们竟被巧妙地融入剧情之中，接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洗礼，更对这出现代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0年，北京电视台成功将经典样板戏《红灯记》改编为黑白舞台纪录片。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接棒，将该剧目制作成一幅幅色彩斑斓的舞台艺术片。进入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再次出击，推出了以钢琴伴奏、由浩亮与刘长瑜倾情演绎的彩色纪录片《红灯记》。而到了1975年，改编自《红灯记》的维吾尔歌剧版亦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
03
自《自有后来人》电影问世，至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与《红灯记》的诞生，再到《红灯记》作为“红色经典”的再度上演，参与其中的演员已跨越了两代人的时光。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堪称全国之最，而饰演李铁梅的云燕铭也因此被誉为“第一铁梅”。自九岁起便投身戏曲，云燕铭有幸得到多位京剧大师的悉心指导，并于1958年正式调入哈尔滨市京剧团。
1964年，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受邀进京，参与全国京剧现代戏的观摩会演。与此同时，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亦加入了演出阵容。在此期间，江青将中国京剧院与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编演人员召集一堂，提出为了避免与电影《自有后来人》名称重复，决定将《红灯记》作为统一剧名。江青随即下令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暂停演出，强调只能有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她进一步指出，李铁梅的角色只能是二号人物，需为李玉和的一号角色让步。中国京剧院随即遵照江青的指示对剧本进行了修改。云燕铭对此感到极度不满，却无力改变。随着“文革”的爆发，云燕铭被冠以“黑帮分子”的罪名，被迫关进了牛棚。
梁一鸣担纲本剧中的李玉和一角，他曾是与梅兰芳、谭富英、周信芳等一代名角同台献艺的资深老生。即便在年逾花甲之际，他依然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中年李玉和形象。梁一鸣的命运与云燕铭相似，亦曾遭受被囚禁于牛棚的厄运。
广为人知的经典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与李铁梅的演员浩亮（钱浩梁）和刘长瑜（李玉和、李铁梅的扮演者），实际上并非中国京剧院的首演者。最初，这一角色是由剧院的著名文武老生李少春与杜近芳担纲演绎。李少春，一位誉满四海的戏曲明星，因在《野猪林》中塑造的林冲形象而声名鹊起；而杜近芳，则是京剧大师王瑶卿、梅兰芳的嫡传弟子。为了使所扮演的角色与李玉和形象神似，李少春曾将自己封闭于书房，逐一设计李玉和的唱腔与表演动作，并借助录音机记录下来。经过无数次的深思熟虑与刻苦磨练，他通过创新板式，将革命英雄形象以京剧艺术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眼前。1965年，在江青推动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下令李少春、杜近芳退居幕后，其理由是李少春的外形与铁路工人不符，更似火车站站长；而杜近芳的形象也不尽符合李铁梅的要求。
在“文革”落幕之后，哈尔滨京剧团的梁一鸣，虽已步入古稀之年，却依然重拾戏装，重返舞台，展示其精湛技艺。云燕铭亦在花甲之龄时，远赴上海献艺。遗憾的是，梁一鸣于1991年离世，享年89岁。而年逾八旬的云燕铭，至今仍不遗余力地培养新一代的《红灯记》演员。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未能目睹“文革”的终结，于1975年因抑郁而离世，终年57岁。他的弟子浩亮，当年受江青之命，顶替师傅饰演李玉和一角。进入20世纪90年代，浩亮得以复出，多次演绎《红灯记》，后因疾病困扰而暂停演出，一直在家中静养。
杜近芳于“文革”后期成功塑造了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形象，然而，她在扮演李铁梅的角色上却仅有过一次演出，而《红灯记》的复演中，她并未现身。在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剧组中，唯有饰演鸠山的净角袁世海与饰演李奶奶的旦角高玉倩得以幸免于难。进入90年代，两位老艺术家均重新登台演绎《红灯记》。高玉倩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选择隐居于家中；而袁世海于2001年冬在沈阳演出《红灯记》之后，本计划前往哈尔滨继续演出，却不料突发疾病，返京后不幸离世，享年87岁。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在排练《红灯记》期间遭到了江青的责难，幸而她身心并未遭受严重伤害。如今，风采依旧的她依然不时出现在舞台与荧屏之上。
在电影《自有后来人》中，一众主演各具特色。赵联塑造的李玉和形象，洋溢着浓厚的平民气息，这正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所不可或缺的品质。印质明饰演的叛徒角色，演绎得丝丝入扣，这标志着他首次挑战反面角色；韩焱扮演的鸠山角色，充满了地道的中国风韵，老练而深刻；车毅与齐桂荣分别饰演的李奶奶和李铁梅，无不透露出东北人的独特性格。
饰演李铁梅的青年演员齐桂荣当时年仅20岁，虽然同属东北籍，但在初次面对镜头时，她难免显得有些紧张。齐桂荣于1958年便加入了鞍山话剧团，随后又辗转至锦州话剧团与旅大话剧团。1962年冬季，她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自有后来人》剧组相中。在试镜过程中，这位拥有话剧经验的齐桂荣面对摄像机时，紧张得双腿颤抖，但导演于彦夫却对她刮目相看。影片中，李玉和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而在银幕之外，三位演员亦朝夕相处，宛如一家，齐桂荣不仅在戏中称呼他们为“奶奶”、“爹”，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自21世纪起，京剧《红灯记》这一红色经典作品屡次登台，备受瞩目。诸如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精心打造的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国京剧院三团的演出版本等，不仅在国内巡回演出，更跨越海峡，在台湾宝岛绽放光彩。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场钢琴伴奏版的《红灯记》演出，不仅邀请了钢琴大师殷承宗和京剧名角刘长瑜两位当年的演奏者和演唱者，更是费尽周折，找到了当年目睹《红灯记》演出的观众。
一部《红灯记》背后蕴含着数不尽的故事，自红灯闪耀起已有四十余载，故事亦随之流传了四十余载，且其讲述之旅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