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28日，一封充满喜气的电报，从华东野战军指挥部远送东北。电报的发件人是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他从前方传来的新华社报道中，得知东北民主联军已成功攻克四平。
这份消息，无疑让身处后方的陈毅感到振奋。他相信，这是东北战场又一重磅捷报，预示着全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提前发出的贺电，寄托着他对林彪和东北将士们的深切祝贺。
然而，几乎就在这封贺电启程的同一刻，身在东北前线的林彪将军，却面临着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他指挥的部队，并没有像外界所期待的那样，在四平城下高奏凯歌。
相反，战事胶着，部队正身陷险境。一道让他心如刀绞的撤退命令，正压在他的心头，随时可能发出。胜利的曙光，突然间被乌云遮蔽。
一场被多方寄予厚望、被新闻舆论提前宣判胜利的战役，为何会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这其中，藏着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残酷，更有着在集体乐观情绪下，对复杂局势的误判。
战局扭转，信心高涨
时间回到1947年初夏，东北的军事态势，已与此前截然不同。一年前，国民党军在东北采取“南攻北守”策略，企图压制我军，局面一度相当被动。
为了扭转危局，中央调派陈云、萧劲光等人赴南满，领导了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这场长达三个半月的拉锯战，意义重大。
它不仅成功稳固了南满根据地，更迫使国民党军由攻转守，大大缓解了我军的压力。这场胜利，让东北民主联军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也为未来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战役结束后，民主联军的兵力得到空前壮大。到1947年初夏，总兵力已达到四十六万人。其中，野战部队有二十四万人，地方部队也有二十二万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虽然仍有四十八万人，略高于我军。但这四十八万人中，正规军三十六万，地方保安部队十二万，兵力分散。
国民党军战线拉得太长，使得民主联军在局部战场上，已拥有了兵力优势，具备了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有利条件。林彪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转折点。
1947年4月23日，他下令发起夏季攻势，目标直指打通南北满的联系。攻势第一阶段进展神速，我军歼敌五点一七万人。
国民党军被分割包围在东北各地主要城市中，彼此难以支援。这种势如破竹的进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也让高层看到了全面反攻的希望。
四平，这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城市，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前，国共双方曾在此激烈交锋。民主联军曾短暂占领，但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虽有毛主席“死守”命令，部队最终仍被迫撤离。
因此，此次攻打四平，对我军而言，不仅是军事战略需要，更承载着一份“收复失地”的情感。那份一雪前耻的渴望，弥漫在部队上下。
林彪的爱将，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在夏季攻势第一阶段胜利后，更是求战心切。他多次主动请战，希望攻打四平。
李天佑认为，此刻是绝佳时机。我军士气高昂，夏季攻势顺利。更重要的是，四平守将陈明仁不久前刚在怀德之战中惨败，其率领的国民党第71军主力几乎被歼。
陈明仁仓皇逃窜，被视为“新败之将，不足言勇”。李天佑相信，这样一个士气低落的守将，定然难以抵挡我军的攻势。收复四平，既有战略意义，又能极大地提振士气。
林彪此前曾将兵力不足时的四平视为“包袱”，战略上倾向于避免硬碰硬。但此时，兵力壮大，将领求战，敌将新败，种种有利因素让他权衡再三。
最终，林彪批准了李天佑的请战请求。一场被寄予厚望的攻坚战，就这样在充满乐观预期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一次，四平会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血肉磨坊，高层决心
1947年6月11日，东北民主联军集结了约七万兵力，由李天佑、万毅统一指挥，向四平城发起了第三次猛攻。将士们士气高昂，誓要一举拿下这座战略要塞。
然而，战事的残酷性，很快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国民党守将陈明仁，虽然刚刚经历大败，却在四平城内构筑了异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他的部队在困境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顽强抵抗。巷战的血腥程度令人咋舌，每一寸土地的争夺，都伴随着巨大的伤亡。
部队伤亡数字在激烈的战斗中快速攀升。整整九天九夜的激战后，民主联军才勉强拿下了四平西区，但四平城东仍牢牢掌握在敌军手中。
到1947年6月20日，前线汇报的伤亡人数已超过八千人。这场攻坚战，已然变成了一场血肉磨坊，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陷入了胶着状态。
面对如此巨大的消耗，以及久攻不下的局面，林彪的决心却丝毫未动摇。他向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电报，清晰表达了继续作战的坚定意志。
他在电报中写道，尽管部队伤亡已逾八千人，但“决付出15000人的伤亡”也要将此仗打到底。他认为，此时退却，意味着前期的牺牲都将付诸东流。
这份电报，不仅传递了四平战局的惨烈，更展现了林彪作为最高指挥官破釜沉舟、志在必胜的信念。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四平。
数日后，中央军委主席毛主席回电，对林彪的决心给予了高度肯定，直言其“极为正确”。毛主席深知四平的战略重要性，此前也曾下令“死守四平”。
最高统帅的认可与支持，无疑给前线将士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在他们看来，即使战斗再艰难，胜利也只是时间问题，只差最后的猛攻。
部队在得到最高层支持的明确信号后，士气为之一振，继续在四平城内与敌军展开惨烈的巷战。他们坚信，只要再多付出一些时间和鲜血，四平终将掌握在自己手中。
撤退命令，措手不及
当四平城内的血战仍在继续，外界对战局的判断却显得过于乐观。新华社的报道，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主联军胜利的强烈预期，甚至提前发出了“四平已大部为我军控制”的报道。
这份过早释放的乐观信息，无疑影响了后方对战局的准确判断。也正因如此，远在华东的陈毅司令员，才会在1947年6月28日，满怀喜悦地向东北发去那封提前的贺电。
陈毅自然无法预知，就在他发出贺电的同时，东北前线即将迎来一场急转直下的危局。他祝贺的“胜利”，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尚未到来的悲剧。
战场的现实，往往比任何预想都要复杂和残酷。就在陈毅贺电发出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1947年6月28日至29日，国民党军的多路主力部队，突然突破了我军在外围设置的阻击防线。
这些援军，包括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的新六军、擅长穿插的第93军，以及第53军等，以惊人的速度，如同潮水般迅速地向四平逼近。
他们的到来，瞬间改变了战场的力量对比，对我军攻城部队形成了巨大的反包围态势。民主联军攻城集团七万余人，已在城内苦战多日，疲惫不堪。
而国民党援军却来势汹汹，兵锋正盛，士气高昂。战局在瞬息之间变得岌岌可危。攻城部队面临着被彻底切断退路、陷入重围的巨大威胁。
继续死守四平，无疑意味着更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风险。林彪将军深知，此时任何犹豫，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1947年6月30日，林彪在经过一番沉重而痛苦的权衡后，毅然下达了撤退命令。他长叹一声，面对即将被反包围的险境，别无选择。
三打四平，这场从志在必得到不惜代价的攻坚战，在胜利曙光仿佛触手可及之时，最终功败垂成，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1947年7月1日，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也随之宣告结束。这场旨在收复四平的攻坚战，我军付出了高达一万三千余人的惨重伤亡。
虽然歼灭敌军一万七千余人（此为最终统计数据，林彪7月1日初步上报为三万余人），但未能实现攻占四平这一核心战略目标。
从战略意义上讲，这是一场事实上的失败。这份代价高昂的战果，与此前高昂的胜利预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也给所有参与者上了一堂极其残酷的实战课。
它揭示了战争复杂性中隐藏的巨大风险，也让人们开始反思，在胜利面前，是否有时会过于乐观，而忽视了潜在的变数。
结语：将军反思，以耻为鉴
四平城下的硝烟，或许会随着时间消散，但三打四平的结局，却深深烙印在林彪的心中。他日后不止一次提及，对此战“深以为耻”。
这份沉重感，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失利。它包含了对数万将士牺牲的痛惜，以及对自身判断的深刻反思。
然而，在战败的沉重气氛中，林彪并没有将责任推卸给当初求战心切的爱将李天佑。相反，他专门给李天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
他在信中，不仅安慰了李天佑，更与他共同反思战役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从战略层面的判断失误，到战术执行中的不足，他逐一剖析。
林彪坦诚地表示，自己作为主帅，同样需要从这场代价高昂的失败中汲取深刻教训。他在信中写道：“这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这句话，展现了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坦荡与自我批判精神，也体现了他从挫折中学习、不断超越自我的坚定决心。
这场代价沉重的四平失利，尽管令人扼腕叹息，却也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更名为东北野战军，走向成熟的宝贵财富。
它让指挥员们深刻认识到攻坚战的复杂性、敌军守备的韧性以及援敌速度的不可预测性。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重新评估了国民党军的战力。
正是因为有了四平的教训，东北野战军在后来的辽沈战役中，面对锦州、天津等更为坚固、更为重要的城防时，能够制定出更为周密、细致的作战计划。
例如在锦州战役中，他们吸取了四平的经验，将重点放在了有效阻击敌军援军上，确保了攻城部队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攻坚。
最终，东北野战军凭借更为谨慎和周密的部署，在后续的城市攻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其从失败中学习并不断进步的卓越能力。
那封提前发出的贺电，与林彪的撤退命令，共同勾勒出1947年夏季四平城下，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战事。它警示着，胜利的期望与战场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一道需要谨慎对待的鸿沟，稍有不慎，便可能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