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4年腊月的湘西山区，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红军战士的脸上，却远不及心里的寒意刺骨。
刚刚结束的湘江战役，像一场噩梦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江水被染成暗红，漂浮着枪支、文件和牺牲战士的遗体，原本8.6万人的中央红军，打完这一仗只剩下3.7万人，连炊事员挑着的米桶里，都掺着没洗干净的血渍。队伍里，不少战士还背着沉重的“包袱”：李德、博古坚持要带着的印钞机，机身锈迹斑斑，却比步枪还重；
破损的山炮拆成零件，几个人抬着走，越走越沉。
“左”倾指挥下的红军，像没头的苍蝇在湘西打转，而蒋介石的“追剿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薛岳的中央军从后面追，何健的湘军在东边堵，白崇禧的桂军在南边防，就等着把红军围歼在湘黔边境的山谷里。
有个老兵背着枪走在队伍末尾，看着身边越来越少的战友，忍不住跟身边的新兵嘀咕：“再这么走下去，咱们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转机出现在放弃湘西之后。
毛泽东同志反复向中央建议：“不能再往敌人的包围圈里钻，湖南去不得，咱们转道贵州！”
那时候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战斗力薄弱，又没跟红军正面交过手，是个难得的“突破口”。
1935年1月初，红军顶着刺骨的寒风，踩着结冰的山路，硬是突破了乌江天险——先头部队的战士抱着木板，在冰冷的江水里游到对岸，把黔军的碉堡一个个端掉，后续部队踩着浮桥过江。
红军突破乌江后，分两路向遵义推进：红一军团主力沿乌江北岸向东，攻克遵义外围的娄山关（此时为初步控制，后续二渡赤水时进行了著名的娄山关大捷），扫清外围据点；中央纵队及其他军团则沿乌江支流湄江北上，于 1935 年 1 月 7 日顺利占领遵义城。
这座黔北小城比湘西的山村热闹些，街上还有卖汤圆的小摊，战士们终于能喝上一口热汤。
更重要的是，中央决定在这里开一次会，解决“到底该往哪儿走、该听谁指挥”的问题。
1月15日夜里，遵义会议会址的煤油灯亮到后半夜，屋里的争论声时不时传出来。
李德坐在角落里，用俄语夹杂着生硬的中文辩解，说“堡垒对堡垒”的战术没错，是红军战士“不够勇敢”；博古也帮腔，说“转移方向不能随便改”。毛泽东同志站在地图前，手指着湘黔川的交界地带，声音洪亮：
“同志们，湘江的血不能白流！李德同志的战术，是把红军往死路上逼！现在蒋介石40万兵围着我们，再按老路子走，3万红军就要被吞掉！”
他详细分析敌我态势：黔军弱，川军散，滇军怕被蒋介石吞并，只要我们灵活机动，一定能跳出包围圈。
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参与军事指挥——当这个消息传到连队时，那个之前嘀咕“要交代在这儿”的老兵，把枪往肩上一扛，跟新兵说：“有毛委员在，咱们有救了！”可曙光之下，危机仍在。
蒋介石很快调集了40万重兵，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
南边，薛岳带着8个师占了贵阳，还控制着清镇机场，飞机天天在红军头顶盘旋；
东边，何健的4个师不停地修碉堡；
北边，刘湘的12个旅沿着长江布防，号称“一只鸟都飞不过去”；
西边，龙云的滇军6个旅守在昭通，盯着红军的动向。
3万红军困在中间，就像被饿狼围住的羔羊，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成了当时唯一能看到希望的突围方向。
02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具体部署军事行动，目标很明确：拿下赤水县城，从这里北渡长江。
赤水县城在贵州和四川的交界线上，是长江南岸的重要关口，拿下它，红军就能顺着赤水河北上，跟红四方面军汇合。1月24日，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作为前锋，先向赤水县城进发。
一路上没遇到多少抵抗，黔军刘翰吾部听说红军来了，没打几枪就跑了，连县城门口的岗哨都跑得没影。
红一军团的战士们进了赤水县城，还缴获了几箱子弹，大家都挺高兴，觉得“过江指日可待”。
后续部队也跟着往土城集结——土城离赤水县城不远，是个临河的小镇，街上有不少酒坊，空气里都飘着酒糟味。可谁也没想到，麻烦很快就来了。
侦察兵报告，川军郭勋祺部正从温水、东皇方向往土城赶，看样子是要截住红军北上的路。
截获的敌军电报里说，郭勋祺带的“只有4个团”。
毛泽东同志跟周恩来、朱德商量：“郭勋祺的部队不多，咱们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在青杠坡把他吃掉，杀杀川军的锐气，也好顺利过江。”青杠坡在土城西边，是个两面环山的峡谷，中间有条小路，特别适合打伏击。
1月28日凌晨，天还没亮，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就埋伏在了山坡上的树林里，手里的步枪都上了刺刀，连呼吸都放轻了。
彭德怀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盯着小路尽头，等着川军钻进来。可等敌人真的来了，大家才发现不对劲——来的不是4个团，而是2个旅，足足7个团，1万多人！
带头的郭勋祺，外号“郭莽娃”，17岁就当川军，打了十几年仗，比黔军能打多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郭勋祺还跟红军有点渊源：大革命时期，他认识陈毅、刘伯承，还偷偷帮过革命者逃过国民党的追捕，对红军的伏击战术多少有点了解。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异常惨烈。
川军没走小路中间，反而分兵去抢两边的高地，红军的伏击圈没围住敌人，反而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
红五军团的阵地丢了又夺，夺了又丢，有个连队打到最后，只剩下十几个战士，连长的胳膊被打穿了，还拿着大刀喊“冲啊”。
朱德总司令在指挥部里听说前线吃紧，坐不住了，抓起帽子就要往山上冲。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赶紧拦他：“老总，你是总司令，不能去前线！”
朱德同志摆摆手，语气坚定：“同志们都在拼命，我怎么能躲在后面？只要红军能胜利，我个人安危不算什么！”刘伯承参谋长也跟着去了前线，他趴在战壕里，跟战士们一起扔手榴弹，还帮着调整机枪位置。最危急的时候，川军已经冲到了红军指挥部附近，子弹“嗖嗖”地从帐篷旁边飞过。
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调陈赓率领的干部团上去——这个团全是连排级干部，装备是全军最好的，德式钢盔、马刀，平时舍不得用，关键时刻才拿出来当“王牌”。干部团的战士们端着马刀冲上去，跟川军展开了白刃战。
马刀劈在头盔上的“叮当”声、战士们的喊杀声、伤员的呻吟声混在一起，青杠坡的泥土都被血染红了。
陈赓冲在最前面，胳膊被砍了一刀，还是咬牙把川军的一个营长劈落马下。靠着干部团的冲锋，红军才勉强稳住了战线。战至黄昏，川军的增援还在往青杠坡赶，红军伤亡已经超过2000人，再打下去，很可能被敌人合围。
毛泽东同志在指挥部里，盯着地图看了很久，最后说：“撤！放弃北渡长江，西渡赤水！”
这个决定不容易——这是他重新指挥后的第一仗，没能打赢，甚至还要撤退。
有个年轻的指导员想不通，跟团长说：“咱们就这么撤了？牺牲的同志怎么办？”团长拍了拍他的肩膀：“毛委员说了，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赤水河还会回来的。”
1月29日凌晨，红军开始撤离土城。
为了轻装转移，战士们把多余的大炮推到赤水河⾥，印钞机也沉了底——有个负责保管印钞机的战士，看着机器被水淹没，眼圈都红了，嘴里念叨着“这可是从江西带过来的”。
三个纵队分别从土城、猿猴渡渡过赤水河，船工们撑着木船，在冰冷的江水里来回穿梭，战士们过江后，还不忘给船工塞了几块银元。
等红军全部过了河，川军才追到渡口，只能对着滔滔江水跺脚。
03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了云南扎西地区。
这里比遵义荒凉多了，山高林密，村里的房子都是土坯墙，老百姓大多穿着破衣烂衫，看到红军来了，一开始还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战士们又冷又饿，不少人还穿着从湘江战役时就没换过的棉衣，棉花都板结了，风一吹就往里灌。部队里的情绪有点低落。有战士私下议论：“刚从贵州出来，又往云南钻，这到底要往哪儿走？”
还有人说：“毛委员也打不赢川军，咱们是不是真的要一直在山里转？”
这些话传到毛泽东同志耳朵里，他没批评任何人，而是决定开一次整编会议，同时跟战士们聊聊天。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原来的师级建制撤销，机关干部下到连队当战士，连炊事班的担子都减轻了——之前要带好几口锅，现在每个连只留两口，一口做饭，一口烧水。
他还说：“咱们不能只顾着走，还要跟老百姓打交道，打土豪分田地，让老百姓知道红军是为他们打仗的。”会后，毛泽东同志走到连队里，跟战士们一起坐在山坡上晒太阳。
他穿着跟战士们一样的灰棉衣，袖口还打了个补丁，拿起一个冻硬的红薯，掰了一半递给身边的战士，用湖南话问：“同志们，累不累？”
战士们齐声说：“不累！”他又笑了：“累也不怕，咱们红军是打不垮的！现在蒋介石以为咱们要往西跑，咱们偏要找机会打回去，赤化云贵川，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你们想不想？”这话一下子点燃了战士们的情绪。那个之前嘀咕“要在山里转”的战士，站起来大声说：“毛委员，我们听你的！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赤化云贵川”的口号，很快在山谷里传开了，连村里的孩子都跟着喊。老百姓也慢慢跟红军亲近起来，有的送粮食，有的当向导，还有几个年轻小伙子报名参了军。就在红军在扎西调整的时候，蒋介石那边却乱成了一锅粥。
他收到情报说“红军西撤，企图北渡长江”，赶紧下令各路军阀“围追堵截”，可这些军阀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没一个真的想跟红军拼命。北边的刘湘，是四川的“土皇帝”，最怕的不是红军，而是蒋介石借“剿共”的名义把中央军派进四川。
所以他虽然派了12个旅守长江，却只让部队在江边修碉堡，根本不主动出击，还跟手下说：“只要红军不进四川，咱们就别惹麻烦。”
有次红军的侦察兵靠近江边，川军只是放了几枪，就缩回碉堡里了。西边的龙云，是云南王，跟刘湘一样，怕蒋介石“假道灭虢”。
贵州的王家烈就是例子——红军刚进贵州，蒋介石就派薛岳的中央军跟着进来，最后王家烈丢了兵权，成了个空架子。
所以龙云只派了少量部队在扎西外围试探，还跟孙渡（滇军指挥官）说：“能挡就挡，挡不住就撤，别把咱们滇军的老本赔进去。”
1月下旬，龙云还在给孙渡发电报，让他“注意保存实力”，根本没把“剿共”当回事。东边的何健，日子更不好过。他的湘军本来要北上堵红军，可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闹得厉害，一会儿打县城，一会儿断公路，把何健的部队拖得死死的。
何健天天给蒋介石发电报诉苦，说“湘西告急，抽不出兵”，其实是怕把湘军主力调走，自己的地盘被别人占了。南边的薛岳，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可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带着8个师占了贵阳，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贵州”上，到处安插中央军的人，还跟王家烈抢地盘，对追击红军的事反而不上心。
毛泽东同志把这些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他在扎西的一间土屋里，对着地图看了很久，突然跟周恩来、朱德说：
“蒋介石的包围圈看起来严实，其实全是漏洞！川军怕中央军，滇军怕丢地盘，湘军被二、六军团拖着，薛岳想占贵州——他们心不齐，咱们就有机会！”他手指着地图上的赤水河，眼睛亮了起来：“现在贵州境内兵力空虚，王家烈的残部龟缩在遵义，薛岳的部队远在贵阳，咱们不如杀个回马枪，二渡赤水，打回遵义去！”这个想法一出来，周恩来和朱德都有点惊讶——“好不容易从贵州出来，怎么又回去？”
毛泽东同志笑着解释：“主动权不是等来的，是打出来的！咱们回去，不仅能缴获物资，还能打乱蒋介石的部署，让他摸不透咱们的真实意图。”那天晚上，扎西的土屋里，三个人对着地图，一直讨论到半夜。
窗外的风还在吹，可屋里的人心里，已经有了新的作战计划——一场更大的博弈，即将在赤水河上展开。
04
1935年2月11日清晨，扎西的山林还浸在薄雾里，红军各连队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拔营，向东行军！”
战士们来不及细想，背起背包就跟着队伍出发——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已经在干部会上把战略讲得明明白白：“蒋介石以为咱们要往西躲，咱们偏要往东打，回贵州去，端了王家烈的老巢！”2月18日，先头部队终于赶到赤水河岸边的太平渡。
侦察兵回来报告：“渡口没敌人防守，只有几只木船停在岸边！”
原来国民党军都以为红军还在扎西，根本没料到红军会“杀回来”，连太平渡的岗哨都撤了。与此同时，二郎滩渡口的战斗也打响了。
这里驻着一小股黔军，看到红军来了，慌忙架起机枪扫射。
红三军团的战士们趴在岸边的石头后面，找机会发起冲锋——有个班长带着几个战士，抱着木板跳进河里，游到对岸，从背后偷袭黔军的机枪阵地。
黔军本来就怕红军，一看后路被断，扔下枪就跑，红军没费多大劲就控制了二郎滩。
到2月21日，红军全部二渡赤水，站在赤水河以东的土地上，看着对岸还没反应过来的国民党军，战士们都忍不住欢呼起来。接下来的目标，是娄山关。
这座雄关在遵义以北，海拔1440米，两边是刀削一样的绝壁，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道能过去，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王家烈派了两个团驻守在这里，还在山道两边修了碉堡，扬言“红军插翅也飞不过娄山关”。
2月25日拂晓，天刚蒙蒙亮，红三军团就对娄山关发起了进攻。
彭德怀站在山脚下的指挥所里，手里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山上冲，嘴里不停地喊：“拿下娄山关，就能进遵义！”可进攻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黔军躲在碉堡里，机枪火力很猛，红军战士们被压制在山道中间，根本抬不起头。
红十三团的第3营冲在最前面，营长和教导员先后中弹牺牲，战士们红着眼眶，举着步枪继续冲锋，却还是没能突破黔军的防线。就在这危急时刻，当地的一个老乡跑了过来，喘着气对连长说：“同志，我知道有条小路，能绕到娄山关背后的点金山，从那儿能往下打！”
战士们爬到点金山半山腰时，突然听到前面有脚步声——黔军也派人来守点金山了！双方在点金山上展开了肉搏战。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拼杀，红军终于夺下了点金山，从山上往下看，娄山关的黔军阵地一目了然。“冲啊！”随着一声呐喊，点金山上的红军朝着娄山关发起冲锋，山脚下的红军也趁机进攻，黔军腹背受敌，军心大乱，纷纷扔下武器逃跑。
傍晚时分，红军的红旗插上了娄山关的最高点，小柱子和战友们站在关顶上，迎着夕阳欢呼，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却觉得浑身是劲。毛泽东同志登上娄山关时，夕阳正挂在西边的山头上，把群山染成了红色。
他看着脚下的山道，又望向远方的遵义城，心里感慨万千，随口吟出了几句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后来，他把这首《忆秦娥·娄山关》写了下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两句，成了红军战士们最常念叨的话。拿下娄山关后，红军直奔遵义。
王家烈知道大势已去，没等红军攻城就弃城而逃。
可没等战士们歇口气，国民党军中央纵队吴奇伟就带着两个师赶了过来，他以为“红军刚打硬仗，肯定没力气再战”，想趁机夺回遵义。毛泽东同志早就料到吴奇伟会来，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设下了埋伏。
当吴奇伟的部队进入埋伏圈时，红军突然发起进攻，红一军团从左边冲，红三军团从右边杀，把国民党军分割成好几段。
吴奇伟的部队没见过这么凶猛的红军，很快就溃不成军，红军一路追击了100多里，缴获了2000多支枪、数十万发子弹，还俘虏了3000多个国民党兵。这场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在遵义城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同志看着兴高采烈的战士们，笑着说：“咱们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也让蒋介石知道，咱们红军不是好欺负的！”
05
遵义大捷的喜悦还没褪去，危机就又找上门来。
蒋介石得知红军收复遵义，气得拍了桌子，亲自从汉口飞抵重庆督战。
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不再让部队“盲目追击”，而是下令搞“堡垒战术”——让国民党军在遵义周围修筑碉堡，一步步缩小包围圈，想把红军困死在遵义附近。短短几天，遵义周围就变了样：
北边，郭勋祺带着3个旅从土城方向逼近，碉堡修到了娄山关脚下；西边，周浑元的3个师在鲁班场扎下营，还挖了战壕，把重机枪架在碉堡里；南边，孙渡的滇军3个旅从贵阳往遵义赶，一路上也在修碉堡；东边，何健的湘军虽然被红二、红六军团牵制，却还是派了少量部队在遵义东边的湄潭修工事。
红军又一次陷入了“四面包围”，只是这一次，战士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恐慌——经历了娄山关和遵义的胜利，大家都相信毛泽东同志能带着他们跳出包围圈。可面对僵局，红军内部却出现了分歧。
林彪提出，要去进攻西南方向的打鼓新场，那里驻守的是王家烈的残部，兵力薄弱，“打下来能补充物资，还能避开国民党军的主力”。
这个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有人说“打弱敌保险，不容易吃亏”，还有人觉得“总不能一直待在遵义等着被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会议室里吵得不可开交。
林彪坐在角落里，反复强调“打鼓新场好打，能快速取胜”，其他干部也纷纷附和。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他拍着桌子说：“同志们，打鼓新场不能打！那里离遵义远，咱们要走12天才能到，一路上都是山路，补给跟不上；而且周浑元的部队就在旁边，咱们一去打打鼓新场，他肯定会来偷袭，到时候咱们想撤都撤不了！”“毛委员，你是不是太保守了？”有个干部忍不住反驳，“之前打娄山关，不也是硬仗吗？咱们不也打赢了？”“那不一样！”毛泽东同志指着地图，“娄山关是遵义的门户，必须打；可打鼓新场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镇，打赢了也没用，反而会把自己陷入险境！”可不管毛泽东同志怎么解释，大多数人还是支持林彪的提议。
最后投票时，20多个人里，只有毛泽东同志1票反对。
会议不欢而散，毛泽东同志心里又急又气——他知道，如果真的去打打鼓新场，红军很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没睡觉，直接去了周恩来同志的住处。
周恩来是红军的总政委，握有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权。
两个人坐在煤油灯前，对着地图聊了一整夜。
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担忧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周副主席，你想想，周浑元的电报咱们都看过，他已经下令‘红军若攻打鼓新场，立即侧击’，咱们这一去，就是往枪口上撞啊！”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点头，他也觉得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有道理，只是白天会议上大多数人都支持打打鼓新场，他还在犹豫。第二天一早，红军的情报部门送来一份紧急报告：周浑元的部队已经开始往打鼓新场方向移动，跟毛泽东同志之前预判的一模一样！
周恩来看到报告，立刻明白了过来，赶紧召集大家再次开会。
这一次，他把情报读给大家听，还说：“毛泽东同志的判断是对的，打鼓新场不能打，咱们不能拿红军的命运冒险！”看到情报，之前支持打打鼓新场的干部们也都沉默了——如果真的按照原来的计划走，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这才意识到，军事指挥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小事，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经过这次分歧，周恩来同志提议成立“新三人团”，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王稼祥同志组成这个核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主要的决策工作。
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都觉得，只有让毛泽东同志放手指挥，红军才能摆脱困境。在新三人团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看着身边的周恩来和王稼祥，语气坚定地说：“接下来，咱们不能再‘躲着敌人走’，而是要‘调动敌人走’，让蒋介石跟着咱们的节奏走！”
他指着地图上的鲁班场，“下一步，咱们就打周浑元，用这一仗，给蒋介石演一出戏！”06
新三人团成立后，第一个作战计划就是“佯攻鲁班场”。
鲁班场在遵义以西，驻守在这里的是周浑元的3个师——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的精锐，不仅装备好，还修了不少碉堡，按理说，红军应该避开这样的强敌，可毛泽东同志却偏要“攻强示弱”。1935年3月15日清晨，红军对鲁班场发起了猛烈进攻。
红一军团从东边打，红三军团从南边冲，红五军团在北边牵制，炮火密集地砸向国民党军的碉堡，战士们扛着梯子，冒着枪林弹雨往碉堡里冲。周浑元没想到红军会突然来攻鲁班场，赶紧向蒋介石发电报求救，说“红军主力猛攻鲁班场，请求增援”。
他还下令部队“死守碉堡，不许后退”——在他看来，红军这是要跟他“硬拼”，只要守住阵地，等增援一到，就能把红军围住。可周浑元不知道，这只是毛泽东同志演的一出“假戏”。
就在红军猛攻鲁班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派工兵营悄悄去了茅台渡口——那里是赤水河的上游，水流平缓，适合架桥。
工兵营的战士们带着工具，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几艘木船，还砍了不少竹子编竹筏。老乡们听说红军要过江，都主动来帮忙，有的找绳子，有的找木板，不到一天时间，就架起了一座浮桥。这边鲁班场的战斗还在继续，红军打得“热火朝天”，不停地发起进攻。
周浑元看得心惊胆战，更坚信“红军主力就在鲁班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根本没心思去管其他地方。3月15日晚上10点，毛泽东同志下令“撤出战斗”。
红军各部队先是对鲁班场进行了几次佯攻，让周浑元以为红军还要继续进攻，然后趁着夜色，悄悄撤离了鲁班场，分三路直奔茅台渡口。
周浑元发现红军撤了，派了一小股部队去试探追击，结果被红军杀了个回马枪，吓得他赶紧把部队撤了回去，还以为“红军是在诱敌深入”，不敢再追。3月16日，红军抵达茅台渡口。
这里的空气里飘着酒香——茅台镇以酿酒出名，路边有不少酒坊。战士们没时间欣赏这些，按照命令，开始有条不紊地渡过赤水河。
这次渡河，毛泽东同志特意交代“要大张旗鼓，让国民党军的飞机看到”。于是，红军白天渡河，不隐蔽行踪，有的战士还在渡口边晾晒衣服，故意让天上的侦察机看到。
国民党军的飞机果然来了，在茅台渡口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把“红军主力在茅台渡口渡河”的消息传了回去。
蒋介石收到情报，又看到周浑元的“告急电”，顿时高兴得拍了手：“我就说红军要北渡长江！他们现在走投无路，只能往西逃，这次一定要把他们聚歼在古蔺！”他立刻下令：吴奇伟的部队“放弃堡垒，向西追击”，孙渡的滇军“北上堵截”，郭勋祺的川军“沿长江布防，不许红军过江”。
40万国民党军像一群被激怒的狼，朝着古蔺方向狂奔，完全被红军的“战略欺骗”牵着鼻子走。毛泽东同志站在赤水河以西的山坡上，看着国民党军追击的方向，笑着对周恩来同志说：
“蒋介石这个人，总是这么好骗。咱们这一渡，又把他给绕进去了。”
周恩来同志也笑着点头：“接下来，就该让他尝尝‘声东击西’的滋味了。”红军渡过赤水后，并没有继续北上，而是在古蔺附近的山林里停了下来。
毛泽东同志下令“关闭所有电台”，实行“无线电静默”——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就找不到红军的踪迹了。
同时，他还派了红九军团的一个团，带着中央电台，伪装成“红军主力”，向古蔺方向前进。
这个团故意沿途刷标语，比如“北渡长江，会师四方面军”，还在路过一个小镇时，击溃了一小股黔军，让逃兵回去向蒋介石报告“红军主力在古蔺”。蒋介石收到逃兵的报告，又截获了“中央电台”的信号，更坚信“红军主力在古蔺”。
他亲自飞抵贵阳督战，还下令“各路大军加快速度，一定要在古蔺把红军消灭掉”。
可他不知道，真正的红军主力，正在古蔺附近的山林里休整，等着下一步的行动——毛泽东同志已经计划好了，要再渡赤水，给蒋介石一个更大的惊喜。
07
3月的川南山林，夜里还带着刺骨的寒意。
红军主力在古蔺附近的密林中隐蔽待命，战士们裹着单薄的棉衣，靠在树干上打盹，却没人敢睡得太沉——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的行动至关重要。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蹲在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借着马灯的微光看着地图，手指在赤水河与贵阳之间反复移动。“无线电静默”已经持续了三天，国民党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好几次，却始终没发现红军主力的踪迹。
而那支伪装成“主力”的红九军团部队，此刻正在古蔺县城外大张旗鼓地活动，不仅击溃了当地的保安团，还故意留下“北上渡江”的标语。
逃兵跑到贵阳向蒋介石报告时，吓得声音都在发抖：“委员长，红军主力攻古蔺了，看样子是要从那里北渡长江！”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拿着电报的手都在抖，不是害怕，是兴奋。
他对着地图拍案：“我说过，红军走投无路，只会往北逃！”
当即下令让吴奇伟、周浑元的中央军，还有孙渡的滇军，全部向古蔺方向集结，“务必将朱毛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
40万国民党军像被牵住鼻子的大象，浩浩荡荡地朝着古蔺狂奔，却没发现，真正的猎物早已悄悄调转了方向。3月21日凌晨3点，毛泽东同志下达了“四渡赤水”的命令。
红军主力借着夜色的掩护，从茅台渡口附近的太平渡、二郎滩悄悄折返——二渡赤水时留下的浮桥还在，当地老乡早就守在渡口，看到红军来了，立刻点亮马灯帮忙撑船。这一次渡河，红军走得极快，又极隐蔽。
天亮前，2万多红军就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回到了东岸。
等国民党军的侦察机再次飞临赤水河上空时，只看到空荡荡的渡口和几根被遗弃的木杆，根本想不到红军已经“杀了回马枪”。
毛泽东同志站在东岸的山坡上，看着滔滔江水，对身边的干部说：“现在，该给蒋介石送份‘大礼’了——咱们去贵阳‘拜访’他！”贵阳是蒋介石的督战总部，可此时城里的兵力却少得可怜——大部分部队都被调去古蔺追击“红军主力”，留在贵阳的只有1个团，还分散在各个城门驻守。
3月29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贵阳郊区，对着城外的碉堡发起了佯攻。
枪声一响，贵阳城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老百姓纷纷关门闭户，国民党官员的家属更是忙着收拾行李，准备逃跑。蒋介石在行辕里，听到城外的枪声，脸色瞬间变了。
他一边让卫兵加强警戒，一边对着电话大喊：“孙渡呢？孙渡的部队在哪里？让他赶紧来贵阳救驾！”孙渡的滇军原本驻守在金沙江防线，蒋介石连续发了两封电报，语气一次比一次急迫，最后甚至用了“恳求”的语气：“望兄星夜兼程，驰援贵阳，若贵阳有失，党国危矣！”孙渡不敢怠慢，只能下令部队掉头，日夜兼程赶往贵阳。3月31日，就在孙渡的滇军快要抵达贵阳时，红军却突然掉头向东，摆出“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姿态。
蒋介石在贵阳城里，看到红军“东去”的情报，彻底懵了——他原本以为红军是来“攻贵阳”，没想到只是“路过”。
可此时他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只能又一次下令，让孙渡、周浑元的部队“向东追击红军”，生怕红军真的跟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壮大力量。08
4月初，红军趁着国民党军被“东进湘西”的假象牵制，突然调转方向，昼夜兼程直奔金沙江。
毛泽东同志将渡江目标锁定在防守薄弱的皎平渡，派刘伯承率干部团轻装奔袭控制渡口，缴获7只木船。5月3日起，红军在皎平渡昼夜转运：船工轮流撑船，战士们有序登船，红九军团则在下游佯攻吸引敌军注意力。
国民党军被远远甩在身后，等他们赶到金沙江岸边时，红军主力早已全部渡过江去，双方拉开了至少4天的路程——1935年5月9日，最后一名红军战士踏上北岸，中央红军彻底跳出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的意义，早已超越一场战役本身：它是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之作，3万红军在绝对劣势下，以“兵无常势”的机动战术，将40万敌军耍得团团转，彻底摆脱了湘江战役后的被动局面；
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让全军看到了“灵活应变、死中求活”的希望；
更成为人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经典，为后续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筑牢了关键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