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回忆起往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透露，叶群曾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念：“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必须紧跟主席的脚步，而我自己也要紧随江青。无论她走到哪里，我都会跟随，她不去的地方，我也绝不会涉足。”
阎长贵表示：“张云生同志的回忆准确无误，正如叶群所言，亦如其所行，她确实无时无刻不在效仿江青、追随江青。关于这一点，我有着深刻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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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叶群与江青之间的关联已有多信息披露，然而，1967年二人关系的某些细节依旧鲜为人知。
彼时，江青如日中天，备受瞩目，正处于权势巅峰且势头正猛的阶段，叶群对她极尽巴结之能事，与日后情形大相径庭。
谈及该议题，江青的首任秘书阎长贵向我分享了他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的一些相关情况。
江青首秘阎长贵
1966年6月，阎长贵受命于戚本禹，自《红旗》杂志社调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专司处理民众来信与接待来访事宜。仅过一个月，他又被调至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入驻钓鱼台。自8月起，戚本禹便委以重任，令其负责处理江青收到的群众来信。
阎长贵，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其社会关系与经历相对朴素。1961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随后被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在那里，他有幸师从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关锋，潜心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
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阎长贵基于华君武的漫画《无题》所撰写的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该文标志着阎长贵文学生涯的首次亮相。
该短文一经发表，阎长贵便受邀参与了座谈会。诸多学者纷纷撰文对其内容与论证逻辑进行评议，甚至有新闻专业的学子为撰写毕业论文特地前来拜访。此外，该文还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报刊评论选》教材中，成为教学案例。一时间，围绕这篇短文的热议纷至沓来，让阎长贵感到颇为困惑，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
当时没有人告诉他其中原因。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戚本禹手下工作时，戚才告诉他，毛主席表扬过他写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发了阎的文章。其批语为：“印发各同志（按：指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毛泽东九月二十四日”。这件事，对阎长贵在文革中被选作江青的秘书恐怕有很大关系。
在文革前夕，江青并未配备秘书。然而，自她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来，所负责的事务与需处理的繁杂事务日益增多，迫切需要一位秘书的协助。1966年年底的一个午后，江青于钓鱼台院内漫步之际，偶然与戚本禹、阎长贵相遇，她便向二人提及此事。
江青同志邀我担任她的秘书，然而自觉自己过于粗疏，难以胜任，便推荐了你，认为你更为细致入微。
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当时，阎长贵将此视为轻描淡写之语，并未深究于心。然而，不久后的十来天里，戚本禹便将阎长贵带到了，或者说，引领他至江青所居的钓鱼台11楼。自1967年1月9日起，阎长贵正式担当起江青首位专职秘书的重任。
阎长贵被任命为江青的秘书，这一过程并非轻易可成。阎长贵本人坦言，对于这一过程的具体细节，他至今仍感到并不完全明了。有观点认为，挑选林彪的秘书犹如昔日选拔“状元”那般严谨，而江青秘书的选拔过程亦同样不容轻视。
阎长贵回忆道，当时传闻有三四名候选人，其中年纪最轻的我（未满三十岁），资历也是最浅的。然而，我竟然被选中，其中的原因至今未能详悉。江青曾对我说：“你尚存一丝劳动人民的气息，尚未完全被同化。”“尚未被同化”，意指未被资产阶级所同化。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赞誉。这或许正是关键所在，至于其他原因，便难以一一言明了。
阎长贵，身为江青的贴身秘书，长期伴随其左右，亲历并目睹了诸多高级领导人与江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次，他特别披露了林彪、叶群与江青之间的交往细节，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往事与情节。
林彪和叶群
阎长贵说，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林彪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头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支持和依靠军队这个柱石。毛泽东穿军装，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提高军队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未曾再着军装。鉴于其体型魁梧，若需穿着军装，须得定做特制尺寸，一时间又何处寻觅得来？
恰逢8341部队一名警卫干部体型较为丰满，便取来了一套新军装给他试穿，尽管略显紧身，却勉强合身。此后，诸多来信询问，为何不为国家领导人定制一套合身的军装？
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红袖标。
毛泽东身着军装，引发了极大的反响，使得军装在文革时期蔚然成风。无论是拥有军籍者，抑或是无军籍之人，从总理至平民百姓，众多人都纷纷效仿，穿上军装。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自不必说，就连其工作人员，无论是担任记者还是外出办事，无不身着军装，将穿军装视为一种荣耀。
在此情形下，林彪向江青及其亲近的工作人员各赠送了一套军服。至于这举措是林彪的独断，还是叶群的策划，阎长贵表示，这很可能是由叶群以林彪的名义擅自行动。
叶群做这件事，其用心和用意很明显，就是讨好江青，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阎长贵说，他1967年到江青身边，还有人领他到军需处根据他身体尺寸补发了一套军装。就这件事阎长贵在文革后还问过汪东兴：“林彪是否也送给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汪断然说：“没，只送给你们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不仅送了陆军军装，后来还送了空军军装和海军军装。”
阎长贵轻声一笑，坦言自己未曾有过军旅生涯，对军队的礼仪知之甚少。穿上军装，他既感到一种无上的光荣，又不免有些局促不安。每当经过中南海或钓鱼台的门前，见到站岗的战士们齐刷刷地举起手来敬礼，那突如其来的举动总让他心头一惊，不知该如何恰当地回应。
江青展现出浓厚的军队情感，她将表演“样板戏”的北京京剧团纳入军队序列，令其演员们身着军装。此举引得众多剧团纷纷效仿，争相要求加入军队，并渴望能够穿上军装。
江青
1967年11月9日及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关于参军的事宜，大家无需过分焦虑。”在红卫兵中，尤其是初期的中学生红卫兵，很多人选择了身着旧式军装——这些军装上并未缝有领章和帽徽。穿上军装，与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样，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
1967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重新印刷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套横排版《毛泽东选集》。阎长贵回忆道，该书一经问世，叶群便匆匆忙忙将其分赠给江青及其亲近的工作人员，每人都得到了一套，她还不失时机地宣称：“这是林副主席所赠！”在赠予江青的那一套书中，林彪亲自签名留念，而分给工作人员的则未署名。
阎长贵表示，在江青同志面前，我代表全体工作人员，诚挚地向叶群同志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并表示我们将坚决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学习林副主席赠予我们的毛主席著作，全力以赴地做好服务江青同志的工作。叶群回应道，林副主席所赠之书亦含此意，她热情地与我握手。坦白而言，当时接到林彪副主席赠送的书籍，我心中充满了喜悦与荣光。我郑重地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下：“此书乃林副主席惠赠，务必认真学习。”并在旁边署上自己的名字及日期。
——然而，当我于1968年1月遭受江青的诬陷而被囚禁于秦城监狱之际，狱方管理人员却坚持要求我将这一页撕去，这让我心中颇为不舍。阎长贵果断地表示，尽管此次送书是以林彪的名义进行，但恐怕背后推手却是叶群。
“这些字画是送给林副主席的，还有几幅是送给老夫子（指陈伯达）的。”林彪言辞稀少，面无表情，让人难以揣摩他的心情是喜悦还是不悦。叶群则谦虚地表示：“我们不过是些武夫……”以表达对江青的感激之情。至于他们当时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则无从得知。
叶群、江青、林彪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道，叶群曾对秘书们言明：“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必须紧跟主席，而我，也要紧随江青同志！无论她行至何方，我都将追随其后；她若不去之处，我也绝不涉足。”
阎长贵表示：“张云生同志所言不虚，叶群的确如此言出必行，她始终以江青为榜样，紧随其后。我对此有着深刻的亲身经历和深切感受。”
在各类大会之上，江青发表讲话或接待红卫兵及各界群众时，言必称：“我受毛主席之托，特来向大家致以问候！”亦或是：“毛主席命我前来，特来探望各位！”叶群在接见红卫兵与群众时，亦步亦趋地模仿道：“我代表林副主席，特来向大家表示慰问！”“林副主席命我前来，特来与各位相聚！”此类言语屡见不鲜。在众多公开场合，叶群时常率先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以示对她的崇敬之情。
在文革期间，频繁举行红卫兵接见活动和样板戏演出。阎长贵回忆，叶群频繁来电询问：“今天的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是否会出席？”我则会反问：“您是否会参加？”叶群毫不犹豫地回应：“只要江青同志出席，我便随行！”此类电话屡见不鲜，我总是如实作答，因为她询问的，我通常能确定江青的去向；若我不确定，便会先询问江青，再转告叶群。对她的来电，我始终持以认真态度。
众多资料揭示，叶群这位“第二夫人”与江青这位“第一夫人”相互呼应，步调一致，形影不离，如影随形。
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和国家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客人都要来了，叶群看江青没来，非要走不可；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设法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洋洋得意地跟工作人员说：
“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呐！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
——此事颇具代表性，鲜明地揭示了叶群对江青心态的微妙态度。
叶群经常送江青一些东西。阎长贵说，当时毛主席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夏天，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西瓜。那一次我对林立果印象很好。他20多岁，小我七八岁，坐在我办公室里，显得很老实，话不多，问他一句，说一句。后来，即“九一三事件”后，我在秦城监狱里，看到批林彪的文章，说林立果是什么“超天才”，干了这样或那样的坏事，我很感慨，觉得：“人真是不可貌相！”还有一次江青让我到毛家湾给林彪送一个什么文件，在我坐在会议室里等候回音时，叶群拿出五六支圆珠笔交给我，嘱我给江青两支，其余的留给我和工作人员用。在当时，圆珠笔在中国还是新事物，市面上很难买到。上面几件事情看来都很小，却也反映了叶群的良苦用心。
叶群对江青的生活状况非常上心。阎长贵提及，叶群时常向他来电咨询：“江青同志想吃些什么？若你们那边的供应有限，我们这边或许能帮忙解决。”我对此类来电颇为反感，心生不悦。心想，江青要的食物怎会轻易缺货？她自有专人负责生活事宜。然而，我并未将这些电话内容如实转达给江青，我认为这种做法太过世俗，即便江青得知也不一定会感到高兴。这种行为或许暴露了我这位小知识分子的孤傲心态。
说到江青的生活，她在一次散步时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她让我告诉汪东兴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说实话，就吃饭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她在吃饭问题上，比较难侍候也是出名的。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她都经常带着他的厨师程汝明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为会议服务的师傅们关于江青的口味就要打电话询问程师傅，——也正因为这样，程师傅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雅号：“遥控”。
江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能够始终如一坚守岗位的，恐怕唯有程师傅一人。程师傅在毛主席身边辛勤工作了二十余载，为江青烹制佳肴长达十三个春秋（自1961年至1976年），且自1973年起，更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擢升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党支部的书记（这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厨师担任支部书记的情况，堪称独一无二）。
江青素来不敢对程师傅施加任何压力或欺凌，这一行为恰恰彰显了她的务实态度。在她看来，唯有程师傅烹饪的佳肴方能满足她的味蕾，因而她颇为珍视。秘书与护士虽可轻易更换，但寻觅到合心意的厨师却非易事。江青想必深谙此理，因此对于那些未能令她满意的秘书与护士，她往往采取极端手段加以整治。据林彪的秘书们透露，叶群对待工作人员总体而言尚可，尽管她有时也会摆出威严的姿态，但她从未将工作人员囚禁于牢狱之中，这与江青的做法存在差异。
闫长贵先生、毛泽东主席的贴身警卫王宇清同志、江青同志的护士许春华女士、江青同志的服务员张素兰女士、陈伯达同志的秘书王保春先生、毛泽东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士、叶群女士、江青同志本人、林彪同志、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先生以及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以及江青同志的警卫员孙占龙同志。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阎长贵说，这就是，叶群对我们即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关心。不仅如上所说，她不断送我们毛主席像章等，还经常嘱咐我们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因为什么事情耽误，江青已经走了，我没车回钓鱼台。叶群知道了这件事情，热情地对我说：“没关系，用我的车送你回去。”我坐叶群的车回到钓鱼台。这使我对叶群的好感顿增。
阎长贵说，当时江青在我脑子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江青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而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她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同时，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也丝毫不知道。应该说，1967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还处于比较好的时期，有分歧和矛盾，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
“叶群此人颇具心机，无论是她来电，还是她人打电话，务必详加记录，以便日后参考和佐证。”由此可见，江青与林彪、叶群之间的关系亦经历了一定的演变。
首任秘书阎长贵、次任秘书杨银禄、汪东兴本人、第三任秘书刘真，以及第四任秘书刘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