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康生
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等高级职务。
在上海大学学习三年毕业后，康生开始从事中共的地下活动，干的是特科工作。不知是与他所学专业有关，还是与他的为人有关，这个工作竟与他一生的“事业”没有分开。就为人而言，康生阴阳怪气，神秘难测，心狠手辣，性格歹毒，同时他又善于逢场作戏，逢迎拍马。连陈云都不无感慨地说：“康生简直就是个鬼，而非凡人！”
康生，出身于山东胶县大台庄（后迁居诸城县城）一个显赫的地主家族，排行第四，乳名张旺，学名张宗可，字少卿。年轻时期，他行为放纵，风流倜傥，声名远播。步入而立之年之际，凭借青岛德国天主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的文凭，于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深造，并改名为赵容或赵云。据康生的履历表所载，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根据曾长期与康生交往的师哲先生的回忆，这段历史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师 哲
师哲说：
我偶然间提出这个问题，他却回答得自相矛盾，言辞暧昧不清，我始终未能弄懂其真正含义。1942年某日，在杨家岭，他突然郑重其事、誓言坚定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他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王友直。王友直与我同乡，也曾是校友，遗憾的是，他于1992年2月离世。王友直于1937年从苏联归国，当时担任陕西省副主席，因此我无法向他索要证明。然而，解放后，我曾致信王友直，询问康生的入党事宜。王的回信出乎我意料之外（这封信我至今保存），信中提到：1925年王友直在上海大学尚仅为一名团员，1926年末在前往海参崴的途中入党，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他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回忆，1925至1926年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至于康生何时转党，他并不知情。
在延安期间，康生还提供了一项旁证，声称其曾在上海大学就读时的同窗李予超知晓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李予超于1943年发表声明称，自己直至1927年之前仍为团员身份，至于康生确切的入党时间，他并不了解。
在上海大学度过了三年的求学时光后，康生投身于中共的隐蔽战线，从事特科工作。这一职业似乎与他所学的专业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或是他的个性使然，从此与他的一生事业紧密相连。在性格上，康生表现得诡秘莫测，手段狠辣，性格阴鸷，却又擅长应酬，善于讨好。连陈云也感叹：“康生非人，似鬼！”他的鬼魅行径从他一生中频繁更名的举动便可窥见一斑：除了之前提到的名字外，他还曾用过张裕先、张权平、张耘、张溶等别名，到达莫斯科后，又取了俄文名康生(KAH——ⅢEH)或皮特尼兹基。据师哲回忆：“康生的入党之路充满谜团，他何时以及如何成为中央委员，同样是个谜。”即便在他去世之后，这一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明确的答案。
康生
然而，康生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仅擅长掌控自己的人生之舟，更常游刃有余地操控着他的同僚与部下，甚至能够对上司的举动施以影响。他与王明、毛泽东之间的互动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康生起初投身革命，于上海展开活动，不久便投靠了李立三。这位玩世不恭的人物，凭借在上海多次工人起义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中共中央的青睐，被委以重任，负责上海市某区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工作。随著李立三对他的努力和忠诚感到满意，康生（当时名为张耘）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1929年夏日，王明携共产国际赋予的神秘使命（实为接替李立三的领导地位，掌握中共大权）归国，随即与李立三展开了公开与私下的激烈斗争。康生迅速洞察其中的关键，率先更名为赵容，并在王明与李立三之间巧妙周旋。据师哲所述，在此过程中，康生曾被国民党戴笠的特务组织逮捕，然而仅历时两小时便获释。事后，有人向党组织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鉴于“证据不足”，该事件并未被正式立案。
1929—1931年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份子大批被捕、被杀。然而，康生夫妇却安然无恙。作为处决了大批“特务”的特科头目，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更奇特的是他从此竟大大发迹了。
据师哲回忆说：
1931年初，人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址的选择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于米夫急於把王明塞进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于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的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读报章、刊物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通统交给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负所望，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候，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还不算是天大的奇迹吗！
王明
在本次全会上，王明由一名普通党员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位。数月之后，随着总书记向忠发的背叛，他迅速接任总书记一职。而康生亦由追随李立三转向，转而紧密跟随王明的步伐。
此次会议的所谓“成功”，为康生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他由此平步青云。然而，党在四中全会之后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打击，众多同志被捕或献出了生命，各大城市的党组织亦遭受重创。以至于党中央无法在上海稳固立足，白区的党组织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党内亦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
在这场腥风血雨的乱世之中，王明惊慌失措，仅担任总书记短短一个月，便毅然辞去职务，并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往苏联。而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然度日，直至1933年。
康生自追随李立三，直至最终投靠王明，其间的全部历程可概述如下。
1930年12月16日，米夫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决定撤销对陈绍禹（即王明）的处分决议，并授予他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荣誉之冠”。于是，王明与共产国际紧密相连，被视为等同。任何敢于反对王明者，实则是在对抗共产国际。既然李立三敢于反对王明，那么他反对共产国际的事实便不言而喻。李立三的下台似乎已成定局。
半个月后，在米夫的精心策划下，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再度召开。
此次会议虽具突击性质，仅持续一日，却耗时十五个小时。然而，诸多重大议题却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整个会议过程中，米夫几乎独揽话语权，成为舞台上的唯一主角。他对王明极尽赞誉之能事，似乎将他捧上了云端。
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会议快结束时，米夫宣布：“此次政治局委员的构成，共有九位成员。”话音刚落，他便急促地宣读了九位成员的名单。他内心有所顾虑，深知王明难以获得通过，于是违背常规，制定了一条奇特的规定：赋予所有与会人员选举权。
会议室瞬间陷入一片喧哗。在场的许多人对于米夫的专断行为感到极度不满，纷纷拂袖离场。然而，米夫对此毫不在意，甚至在他注视着那些离去的身影时，他的脸上反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每少一人，就意味着反对者减少一份，这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选举结果揭晓，王明仅以一票之差赢得多数，当选。自此，尽管名义上忠发仍是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实际大权已悄然落入王明手中。
未几，康生便把握良机，亲自上门对王明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省，并诚挚地表达了他内心的诚挚歉意。
康生具备一种非凡的才能，那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赢得上司的信赖。此次，他真诚的忏悔与歉意迅速消解了王明的敌意。实际上，王明这样的权谋高手，也唯有借助康生这类人物来巩固自身的权力与利益。他们之间的迅速融合与默契形成，亦是理所当然之事。
原本是平凡书生的康生，在担任“六届四中全会”的记录员后，很快因其卓越表现跃升至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迅速成为王明麾下的得力助手。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之后，次年康生便在上海负责特科工作，不幸被捕。他以泄露上海特科情报为代价，换得释放的机会。紧接着的一年，他追随王明前往莫斯科，并被提拔为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自此，王明与康生相互吹捧，紧密勾结。在苏联进行肃反运动期间，他们特意成立了一个以二人名字命名的办公室，罗织罪名，将“托派”、“国际间谍”、“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以及“特务嫌疑”等帽子强加于从中国赴苏联的众多中共党员学生头上，导致他们被定罪、流放、劳改，甚至遭受杀害。
上海特科派遣至苏联的吴富等五位同志，以及中共建党初期最早的共青团领导成员俞秀松等三位同志，均遭受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而被残忍杀害。李立三则被判处了重刑。
我国老一辈工人运动杰出领导者陈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不幸遭受了诬陷与劳教的不公待遇。
周达文老工运领袖被流放，音讯全无。
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许多朝鲜干部也遭到了王、康的诬陷迫害。康生说：“那些在苏联的朝鲜人都是特务，或是特嫌。”
康生虽如此大肆迫害革命同志，但有一点，他是精明的，即对他所依附的王明，从不置一句贬词。王明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将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战士的性命葬送於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他却在莫斯科多次提出拥护王明为党的总书记，而且肉麻地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王明同志健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後，王明和康生一起坐飞机，飞回延安。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很大的阵势去延安机场迎接这位统治中共长达五年之久的领导人及其他的红人。
当时观察家们分析认为，毛泽东此举盛大的礼仪并非无的放矢，其用意显然是想让王明眼界大开，亦想让那些追随王明之人得以开眼。王明固然眼界得以拓宽，然而自那之后，每逢重要场合，他便以病为由缺席，显露出一种近乎顽固不化的固执态度。然而，康生却似乎与之心灵相通，迅速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自此，人们在康生身上再难见到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的诚挚笑脸，取而代之的是一贯抵制王明、对抗王明的“英雄”姿态。
对此事，曹轶欧事后坦诚地向他人自豪地提及：我们甫一抵达机场，便目睹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盛大欢迎队伍——毛泽东身后簇拥着众多高级干部，这令康生的脑海中立刻涌现出种种思绪，开始思考如何在新的环境下调整自己的方向，以及如何实现转变。
江青
到延安后，康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撮合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婚姻问题已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要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江青来延安时是上海流亡演剧队的成员，来延後入鲁艺任职任教。上海滩影剧界的混乱是尽人皆知的，江青的政治历史自然要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审查只能局限在纸面和口头上，专程去上海、山东调查是不可能的。周扬回说：“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呵！一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嘛，相当能干。”周扬说：“她曾在鲁艺短暂逗留，我抵达鲁艺时她已不在。尽管如此，由于我常往主席处拜访，仍不时与她相见。我知道她在上海时名声不佳，主要因桃色传闻，但这并非核心问题。来到延安后，众人发现她的行事作风颇有偏差，与群众渐行渐远。对她，大家印象并不佳。我在延安是她为数不多的老友之一，因我们在上海已有交情。当时谁能料到，日后‘四人帮’掌权时，她竟会如此跋扈。”
江青给人们的初印象无疑是颇佳的，这也难怪毛泽东会对她一见倾心，并最终决定与她结合。但周恩来（一说朱德）似乎能洞察江青文静友善表象下的本质，认为她在政治上存在问题，至少不够可靠。这一观点引发了中央政治局的激烈辩论。这场争论为康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师哲撰写的回忆性文章中，他详尽地探讨了康生、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言道：
江青钻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江青的手段是得到康生的真传的，而江青得逞之後，便实际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条暗道机关。因此康生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才特别灵敏；因此康生总是占据著特殊的地位，干了坏事无人敢追究。
江青，原名李云鹤，后更名为蓝蘋，诞生于山东诸城县城的东门外。家境并不富裕，蓝蘋姐妹俩中，姐姐容貌平平，未能得到父母允许接受教育，被迫裹足，等待婚嫁。而妹妹蓝蘋，自小聪慧过人，容貌端庄，身姿曼妙，深得父母宠爱。她在城内东街南头的小学就读，每日往返途中，必然经过当地权贵张家的大门，那便是康生的住所。
康生由於一贯的放荡不羁，迁到诸城後，很快就成了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十五六岁娶妻，不到20岁生了第一个儿子即张子实。这个二十几岁的有妻有子的少爷，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著打这里经过的蓝蘋。康生在得意忘形之时曾经这样说过：“蓝蘋年纪虽轻，身姿却曼妙，发育较早，从外表看来，宛如一位成熟懂事之人。”
在14岁的年纪，蓝蘋家中经济状况颇为紧张，于是父亲带着她开始学习技艺，走上卖艺的道路。她自己也对这种可能让她走遍南北的生涯感到十分欣喜。当她听说上海是一个繁华的都市时，便下定决心，决定前往那里。
1925年，康生与蓝蘋先后抵达上海，二人的到来并非出于事先的约定。康生在上海大学潜心求学，不久便倾心于同乡兼贵族出身的女同学曹轶欧，从而遗弃了结发之妻。曹轶欧与康生不仅同乡，亦属同一社会阶层，两人一见如故。曹轶欧正值青春年少，怀揣壮志，却屡遭挫折，曾向鲁迅写信吐露心中的苦闷。尽管如此，她却能牢牢掌控康生，禁止他流连花丛，甚至不允许他与女同学有所亲近。因此，尽管康生知晓蓝蘋亦在上海，却始终无法与她接近。
自蓝蘋抵达上海后，凭借其出众的容貌与迷人的风采，她迅速结交了一众友人，踏入演艺圈，并活跃其中，这一成就令康生自叹弗如。然而，在这繁华的十里洋场，若想平步青云，仅凭美貌与风韵显然远远不够。蓝蘋深谙此理，她既不盲目追逐名利，也保持着适度的谦逊。加之她随性而为的性格，使得她的声誉略显俗气，有些人甚至将她视作四流明星。
蓝蘋因其在社会活动中的活跃表现，不幸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监控与渗透的目标之一。直至生命终结之际，康生方才向王海容与唐闻生透露，江青在上海期间曾遭受特务机关的突然逮捕。所谓的“突击”，即是在逮捕后立即施压，迫使其背叛并自首，答应为特务机构效劳，随即释放，以此掩饰真相，同时也污损了她的名誉。
1937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初起，仅仅两个月后，蓝苹便踏上了陕西的土地，随后又从西安抵达了延安。在她身旁，一同前行的还有张茹之等三位同伴。在漫长的旅途中，她们逐渐发现彼此身上都有些许瑕疵，于是便达成共识，决定彼此之间严守秘密，绝不互相透露。这一约定，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成为了众人皆知的秘密。
蓝蘋至延安后，进入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
同年11月，康生夫妇自莫斯科返抵延安不久，康生便迅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同时肩负起中央党校校长的重任，而曹轶欧则被委以中央党校干部长的职务。不久后，康生便得知蓝蘋已在延安，且正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他随即与蓝蘋取得联系，并将蓝蘋及其从西安一同前来的数人调入中央党校，将她们编入同一班级和小组，命名为“特别组”，并由曹轶欧亲自负责管理。此后，蓝蘋改名为江青。
康生寓居于枣园。枣园昔日乃陕北一位土军阀高双成的宅邸，围墙高耸，果树成荫。康生将此地布置得神秘莫测，不仅禁止他人入内，甚至严禁他人靠近，若有人不慎游至枣园周边，便可能被怀疑为“敌特”或“奸细”。随后，毛泽东迁居枣园，康生遂搬离此处，直至延安撤离的全过程，康生始终未撤除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前的收发和传达工作，导致形成了两套并行的工作体系，这充分显示了康生对高墙深院的偏爱。当时枣园的安保自然严密，然而江青却能自由来去，得以会见康生。
毛贺子珍
1938年伊始，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别名志贞，离开发达的延安，途径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前往苏联寻求治疗。彼时，她腹中已孕育新生命。遗憾的是，孩子在苏联出生后不久便不幸夭折。贺子珍抵达西安之初，康生与曹轶欧便迫不及待地将江青安置于毛泽东的身边。
江青以毛遂自荐之姿，步入毛泽东的视线。毛泽东的警卫团队，均为康生精心挑选。因此，江青能够轻易地与毛泽东见面，实属情理之中。
贺子珍，一介武夫，不擅家务琐事；毛泽东身边的侍从虽忠心耿耿，却多出身于乡野，仅能胜任扫地、煮饭等粗活，其他事务则难以胜任，因此毛泽东的办公室与居所显得颇为杂乱。江青到来后，立刻施展其演员的才华，言辞流利，举止优雅，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随后，她将毛泽东的办公室与卧室打扫得井井有条，毛泽东对此甚是满意，心想身边有这样一位人物倒是颇为可喜。江青更是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为毛泽东提供安保服务，毛泽东对此兴趣倍增，谈话愈发兴致勃勃。不久，两人的接触愈发频繁，直至最终同居。江青曾亲口对我透露，这一过程每一步均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逐步进行的。
江青与毛泽东在经过约两个月的交往后，毅然决定步入婚姻殿堂。然而，这桩婚姻的筹备过程却颇为波折。在中央党校，众多深知江青背景的同志（例如王世英等人）纷纷致信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对毛泽东这位中共领袖与江青的结合表示反对。起初，张闻天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宜过多干涉，但考虑到下级的反馈，他决定将信件转交给毛泽东。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张闻天只简单提及了一二，尚未及递交信件，毛泽东便露出了不悦的神情。无奈之下，张闻天只得作罢。
中央机关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桩婚事有意见，私下里议论纷纷。惟有朱德总司令永远是稳重沉着的，遇事总能想出办法。对此事，他出了个主意——一定要结婚也可以，但给江青规定约法三章，其大意是：
一、严禁接触党密文件。
二、不得以党名义活动。
三、禁止干预党国事务。
这约法三章很快在干部群体中流传开来，纷争随之平息，仿佛赢得了同志们的普遍认同。
毛泽东与江青
据进一步披露，在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争执不休之际，康生，身为政治局委员及组织部部长，力挽狂澜，不惜以廉价的赞誉之词，全力支撑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合。当时，在上海的王世英与刘晓曾指出江青存有历史问题，并曾一度与党组织断绝联系。相关材料最终落入康生手中。他设法对中央隐瞒真相，暗中给予江青庇护。康生向中央解释称，江青在上海与党脱离关系，其原因是形势的恶化。紧接着，康生又编造了一些对江青有利的材料，并将控告材料尽数销毁。此外，他还大肆吹嘘江青在年轻时期在山东追求进步的事迹。
这件事情尽管酿成了中国后来政治方面的许多悲剧，但在当时却产生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效应。江青实现了她的“女皇梦”；毛泽东也得到某种满足；而康生则因此既保持了和江青的一种特殊关系，也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正像一位老前辈谈起这件事所说的那样，在中国要让人报恩，一是当老师，二就是做媒人了。伟大如毛泽东者，也很难抛开这种文化制约，康生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
康生帮助江青步入了毛泽东的家庭，同时使自己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玩弄权术的能手康生与出类拔萃的学生江青此时已携手结成了有利可图的完美联盟。江青被康生的邪恶政治手腕迷住了，康生则利用江青为自己获得更大权力铺路。他们巧妙地互相用著。
不久在赢得毛泽东的信赖之后，康生便迅速晋升为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亦继续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与中央情报部部长之职。随之，肃反大权亦自然而然地落入了他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