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于“文革”时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以及市“革委会”副主任之职，且曾是“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文革落幕之后，他被认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并因此被判入狱十八年。1995年，他圆满服完刑期，重获自由。1998年，我的父亲，笔名“夕阳人影”的作家，对徐景贤进行了访谈。以下为该次会面的对话摘要，现予以整理并公之于众。
夕阳人影：文化界人士中，于会泳因游泳技艺出众而广为人知，同时他在江青主导的“革命样板戏”活动中表现卓越，备受瞩目。因此，江青在“十大”会议上亲自将他推举为“革命文艺战士”，纳入中央委员会成员。随后，江青再次提名，让他荣任文化部部长。在您执掌上海宣传文教工作期间，想必与于会泳有过不少交往吧？
徐景贤：“若是为您创作一幅漫画，其特征定是显而易见。”他说话时声音略带沙哑，尽管身为作曲家，他却最是忌讳有人要求他即兴吟唱。至于王洪文与王秀珍，他们的名字亦常被提及。当时，我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并兼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不成，不成。”纵然他在言辞急切之际偶尔会显得些许口吃，但一到创作曲调时，却能游刃有余，流畅无比。
他，山东乳山县的子民，自幼在农家土壤中茁壮成长，对吹拉弹唱的艺术情有独钟，各类乐器皆能挥洒自如，演奏得心应手。1946年，他毅然加入胶东文工团，投身艺术舞台，参演了多部小歌剧。对民间音乐与戏曲音乐，他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京剧的曲牌与唱腔，更是了如指掌。在文工团的岁月里，他更是勤于创作，为新编历史京剧贡献了众多耳目一新的唱腔。
自上海迎来解放的曙光，得益于文工团的举荐，他于1949年6月有幸踏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圣地，进修期间成绩斐然，深受贺緑汀院长的赞誉，因此被留校担任教职。此后，他更是得到提升，成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他的妻子也投身于音乐事业，作为上海合唱团女声部的卓越歌唱演员，贡献着自己的才华。
夕阳人影：这位教师或许只是艺术院校的一名平凡教师，那江青这样的知名人物又是如何发现了他的呢？
徐景贤：1965年，江青在上海积极倡导京剧改革，特地挑选了广受全国观众好评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至本地上演，此举迅速引发了上海各主要报纸竞相发表各式评论文章。
一日，江青在《文汇报》上阅读了署名为于会泳的评论文章《从<红灯记>谈起——戏曲音乐须服务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对其赞誉不已。
会泳强调，若京剧要演绎革命现代戏，那么对现有的音乐和唱腔进行彻底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传统的腔调已经无法与现代戏的深刻内涵相契合。他主张，每一部京剧现代戏都应量身定制一套独具特色的唱腔，唯有这样的成套唱腔才有可能得以广泛流传。
春桥审阅文章后，江青对其观点表示强烈共鸣，随即下令：“立即查明，此人究竟是谁？”
张春桥虽长期在上海执掌文艺工作，但对会泳这位人物却并不甚了解。江青偶然间发现了这位人才，张春桥自是不敢有丝毫懈怠。
得知于会泳源自革命老区，且拥有文工团的丰富经历，江青便立即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里接见了会泳，并在众人面前对他的文笔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精准而深刻。随后，她对张春桥强调，在推动革命现代戏剧创作的进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并充分利用会泳的才华。
依据江青的指令，张春桥精心策划，将上海京剧院的几部重要剧目《海港》与《智取威虎山》等音乐设计组组长之职赋予于会泳。从此，于会泳正式步入江青与张春桥智囊团的核心阵容。
初入《海港》剧组的于会泳，便担起了作曲的重任。他敏锐地察觉到江青对程砚秋先生的唱腔韵味情有独钟，因此在为女主角方海珍量身定制的唱段中，巧妙地融入了程派唱腔的柔美与深邃。在剧中，方海珍高亢地唱出“忠于人民忠于党”，歌声跌宕起伏，情感饱满，让人回味无穷。于会泳将录音呈送至江青面前，江青屏息静听，对唱腔设计赞不绝口，连声点头。
于是，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不久，江青断定《海港》的音乐已顺利通过审查，但对于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尚存疑虑，于是将于会泳调入该剧组，全权负责音乐的艺术提升。于会泳加入《智取威虎山》剧组后，在唱腔设计的环节中，逐渐领悟了江青的喜好，工作投入更为专注，执行也更加精准无误。
他曾经这样对我说：“自幼便沐浴在母亲的熏陶之中，对京剧萌生了难以割舍的热爱。”他的母亲虽出身乡野，文化程度有限，却对京剧情有独钟。在这样的氛围中，他自然而然地熟知了各种流派和唱腔。在音乐学院的深造让他得以边吟唱边将乐谱一一记下，巧妙地将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元素融合，使其优势得到充分的体现。过去京剧的伴奏仅限于京胡、二胡、板鼓，而他则大胆地将整个交响乐团纳入其中，营造出壮阔的气势。他将传统京剧的韵味与西洋作曲技巧完美结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
在两部影片中的卓越演绎，使于会泳渐渐赢得了江青的特别赏识。1966年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青欣然同意《智取威虎山》进京公演，并特地安排于会泳乘坐飞机前往北京。抵达京城后，江青的秘书亲自驾驶轿车将他接到剧场，并安排他与江青同席而坐，一同欣赏演出。演出落幕之后，江青又命于会泳陪伴她一同走上舞台，接见全体演员。于会泳对此感到无比荣幸与惊喜。
夕阳人影：不过，后来却遭遇了波折，传闻红卫兵打算对他进行批判？
徐景贤：“那么，你抵达上海后，务必与那些英勇的革命小将们并肩作战。”
1966年的岁末，会泳重返了上海。他心知江青与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便决定紧随他们的步伐。随即，他在学院张贴了一则题为《十四点质问》的醒目大字报，正式宣布自己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并表达了与红卫兵并肩作战的坚定决心。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与姚文元重返上海，随即投身于领导当地造反派发动的夺权斗争。抵达上海后，他们与数位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便包括了于会泳。一月份的夺权行动圆满完成后，张春桥在上海的公共场合屡次公开表态，他仅对两位同志表示支持，即于会泳与艾玲。（《文汇报》记者）。
继而，于会泳重返上海，再度执掌样板戏剧组的领导重任，同时兼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的副主任，以及上海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会的主任，将主要精力集中投入到对若干样板剧组的监管与推进工作之中。
夕阳人影：样板戏听江青。
徐景贤：1965年，江青在上海拍摄电影期间，选择了徐汇区的太原路招待所作为下榻之地。这座太原路招待所，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法国风格建筑，其前主人是法国公爵狄尔达。在抗战胜利的辉煌时刻，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曾在此逗留，因此，老上海人亲切地称它为“马歇尔公馆”。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短暂成为林彪的居所，林彪还特意为其妻子叶群在上海市教育局谋得了一份职位。随着林彪权势的日益壮大，这座建筑便转由江青入住。
这栋住宅犹如巴黎凡尔赛宫的缩影，门前豁然开朗，一望无际的翠绿草坪尽收眼底。迈过宏伟的铁栅大门，一条沥青铺就的小径在婆娑树影中蜿蜒伸展，拾级而上，眼前便豁然开朗，一条宽敞的长廊映入眼帘，汽车在此处停泊显得格外从容。
为确保江青的安全，防止外界任何窥探，警卫部门精心部署了一系列严格措施。他们搬迁了花园周边的居民，封闭了太原路上正屋对面居民楼的窗户，同时还将警卫处的家属安排入住。如此一来，江青便可在庭院中自在地漫步，沐浴在阳光下，不受外界任何干扰。
“整夜辗转难眠，翻来覆去。”无奈之下，她提议大家齐心协力，共同驱逐蚊虫之扰。考虑到她严令禁止在室内使用喷雾剂或蚊香，我们便在她外出之际，悄然派人潜入房中，着手捕捉那些扰人的蚊虫。
江青并未在此地接待编剧与导演。她全神贯注于审阅戏剧的修订案，一边用餐一边深入研究。随后，她拿出了一台录音机，对着话筒逐一阐述了自己对剧本修订的具体意见。录音结束后，她会将录音带交给张春桥。张春桥在收到录音带后，先自行聆听，然后召集包括于会泳在内的几位核心创作者一同收听，共同商讨如何具体落实这些修订。全剧组人员无法直接听到江青的录音，她的修订意见必须通过这些主创人员传达。
张春桥同志在接到江青同志的录音指示后，毅然决然地声明：“纵然我们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最终的决策仍将严格遵从江青同志的意志。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必须秉持独断专行的原则。最终决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江青同志手中。”自此，我们常以“百家争鸣，一家做主”这一表述，来概括这种特定的局面。
江青的见解往往独树一帜，这得益于她对戏剧与艺术的深刻洞察。无可否认，她在戏剧艺术领域堪称权威，不仅精通京剧演唱，还曾涉猎电影表演，因此能够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观点。然而，她在某些时刻的思考略显不够周密，加之政策的多变，她的灵感式想法颇丰，有时也不免会提出一些不够稳妥的建议。
在探讨她的观点时，剧组创作团队与演员们常常遭遇意见不合。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江青的任何指令，一旦有人提出异议或表达出不满，无不迅速演变成政治问题的焦点。
自投身于该剧组并担任要职，他逐步搜集了众多剧组内部对江青的不满资料，并径直向张春桥进行了举报。张春桥闻言，亦沉思片刻，回应道：“请以书面形式提交你的报告。”
受张春桥之托，我以样板戏领导小组的职务，连续撰写了数份书面报告。报告内容明确指出：“在上海京剧院内部，部分人员行为失范，涉及技导李仲林、演员王正屏、支部书记李俐等，他们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为此，我特此恳请领导批准，对涉事人员予以逮捕，并展开相应的审查工作。”
数日后，张春桥的批示终于公布：“同意将相关人员扭送公安机关处理，相关事宜由会泳同志全权负责。”此批示颇具匠心，巧妙地将责任转嫁给了民众。
李仲林，一位技艺高超的导演，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编排过程中，功勋卓著。他原本是一位出色的武生演员，早年曾饰演杨子荣这一经典角色。王正屏，身为京剧正字辈的传承者，擅长扮演花脸，曾在改编版京剧《黑旋风李逵》中，成功塑造了李逵这一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因而荣获奖项。在《智取威虎山》中，他饰演的李勇奇一角同样深入人心，对角色的唱腔设计更是倾注了满腔热情。支部书记李俐自幼便投身于部队文工团，转业后服务于上海京剧团，负责党的相关工作。这些人，皆对京剧艺术怀有炽热的热爱，在《智取威虎山》的制作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他们因对江青与于会泳的不满，被无端地冠以恶意攻击中央领导的罪名，未经审判，便饱受了数年的牢狱之苦。
夕阳人影：显而易见，张春桥与您同仇敌忾，皆全力以赴地站在了支持会泳的立场上。
徐景贤：更令人称奇的是，张春桥与我齐心协力地力挺于会泳。1968年，于会泳率《智取威虎山》剧组进京献演，张春桥对其所作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并提出建议，提名于会泳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然而，常委候选人的名单需经过严格审查，方能在上报中央后获得批准。
1969年的开端，名单的审核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正待上报中央的关键时刻，张春桥同志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的203号会议室，亲自主持召开了领导层的碰头会，目的是为了听取“组织组”的工作汇报。文革期间市委组织部名称简化为“市委组织部”。的政治审查情况。
那天，我比张春桥提前进入了会议室。负责“组织组”的一位负责人引领我至会议室的侧室，轻声说道：“在审查于会泳的档案时，我们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他在山东加入革命部队时亲笔所写的，内容有些令人疑惑。”听闻此言，我感到十分惊讶，于是迫不及待地询问了详细情况。
蒋军兄台，若尔等在寻觅这些遗物之际，我恐怕早已安息于黄土之下。家中仅剩一位年迈的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若尚存一丝人性，恳请将这批遗物寄回我的家中。即使我已远离尘嚣，心中亦将充满感激。纵然取走我之物无碍，还望将我的照片一同寄回，以便母亲有所寄托——照片背面敬请注明我家的住址。
笔触落定，纸条便即刻吸引了文工团指导员的目光。纸条并未随他一同收进包中，却是不小心滑落至于会泳的档案袋中。因此，在审查于会泳的相关资料时，指导员意外地发现了这张纸条。
“待稍作讨论，春桥同志即将步入会场。届时，我将详尽地向其汇报此事，之后再作决策。”
在会议进行中，"组织组"的负责人高声宣读了常委的名单，一切流程都进展得非常顺畅。但当我们念到于会泳的名字时，我向他示意，要求他简要地说明情况。他刚开始提及那张纸条，张春桥便不慌不忙地插言道：“关于这桩事情，我已有所耳闻。记得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曾赴北京，对会泳进行了批判，这成为了事件的导火索。但那封信并未成为现实。”他的这番话让我顿时豁然开朗。原来，在他提名会泳为常委之际，他早已洞悉会泳在历史上的问题。
在会议期间，我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依我之见，问题实则并非严重，核心是审视会泳当下的表现。”张春桥与我不谋而合，共同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使得与会其他市的“革委会”领导成员均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组织组”因此将会泳的名字列入了名单。我特意叮嘱他们：“在向中央上报审查的过程中，务必避免提及那张纸条的事情。”在张春桥和我的大力支持下，会泳顺利当选为上海市“革委会”的常委。随后，张春桥和我再次将他推举为“九大”的代表。
我定当不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的深切期望，立志投身文艺革命，奋斗终身。他也深知，若非我们的大力举荐，他难以获得如此殊荣，跻身市“革委会”常委及“九大”代表的行列。自那时起，我与于会泳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
夕阳人影：得益于张春桥与您的鼎力相助，于会泳得以跻身市“革委会”常委及“九大”代表之列，其政治声望因此显著提升，也为他攀登高峰积累了更为丰厚的资本。
徐景贤：“无论您需要什么，我都将全力以赴地给予帮助。”为此，我特地从“牛棚”中营救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晋，并与他——北京的谢铁骊携手，共同执掌《海港》摄制组的导筒，最终顺利地完成了使命。
在《龙江颂》中，女主角江水英的塑造起初由资深演员张某承担，她过往以其对温婉贤淑闺阁佳人的精湛刻画而著称，但此次却需转型扮演一位农村大队的支部书记，乍看之下似乎并不相符。导演于会泳果断作出决定，将年轻演员李炳淑推至台前，担纲主演之职。正是这一明智的选择，确保了该作品在舞台与银幕上的稳固地位，并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交口称赞。
毛主席与周总理对该剧目情有独钟，尤其是对李炳淑的表演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周总理曾亲自莅临北京观赏该剧的精彩演绎，并对全体演职人员进行了亲切的接见。
今日，不妨让嫦娥与我一同品尝此处的炸酱面。
李炳淑重返队伍后，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她。这一喜讯传来，我和于会泳无不心中充满喜悦。
数年光景之后，江青察觉到仅有的八个样板戏已不足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于是她提出建议，认为应当引进一些新颖的剧目。她下令于会泳继续挖掘新的节目素材。她特别强调，由曾成功演绎《沙家浜》的北京京剧团负责改编并上演《杜鹃山》。
当时，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力量相对薄弱，会泳同志与我商讨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将原上海歌剧院的王树元调入京城，负责对京剧剧本进行改编工作。剧本完成后，却苦于找不到合适饰演主角柯湘的演员。江青同志特地指名上海京剧团的杨春霞担纲此角。会泳同志通过电话将江青的这一意愿告知于我。随即，我迅速批准杨春霞及其丈夫“借调”至北京，实则意欲让其长期留任。她最终在《杜鹃山》中担纲主演，一炮而红。
投身于样板戏的创作行列，于会泳始终严格遵循江青的指示，对其深信不疑。江青留意到于会泳的身体状况不佳，且常常熬夜操劳，便多次慷慨地赠送自用的滋补药物和进口药品，以助他调养身体。于会泳深受感动，甚至舍不得服用这些药品，于是将一包葡萄糖寄往“南京路上好八连”，将其视为江青对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深厚关爱的象征。该连队将此珍贵物品陈列在展览会中供人观赏。
夕阳人影：据传，在文艺界，会泳、刘庆棠及浩亮被誉为“三杰”，且他们似乎都得到了江青的特别赏识。这传言是否确有其事呢？
徐景贤：国务院特地设立了“文化组”，由吴德出任组长一职。该组的副组长一职则由曾任青海省军区司令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刘贤权兼任。在江青的提议下，会泳被任命为“文化组”的副组长，而刘庆棠与浩亮也一并成为“文化组”的成员，三人携手掌握了艺术创作领域的核心权力。
刘庆棠曾深情诠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形象。至于浩亮，原名钱浩梁，因其名字读起来颇为拗口，毛主席便提议将其更名为浩亮。浩亮也曾担任京剧《红灯记》中的主演，扮演李玉和这一角色。
他们三人几乎形影不离地跟随在江青左右，对她以“首长”之尊称。他们频繁穿梭于江青的居所，有时是江青传唤，有时则主动上门汇报。江青的指示由他们直接传达至文艺领域，即便是当时的“文化组”组长吴德，也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接收江青的命令。
江青不仅与他们深入交流戏剧事务，更常常邀请他们到钓鱼台共度休闲时光，以牌友的身份，与他们一同欢快地打扑克。即便江青身在他乡，她也会特地邀请他们相伴左右。记得有一次，江青前往广州，赵紫阳便随她同行，形影不离。时任省委书记接待安排得以落实。然而，江青平日鲜少有人相伴，内心难免滋生出几分孤寂之感。于是，她将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三位召至广州。在与他们商讨创作之余，江青也期望他们能陪伴左右，一同度过悠闲的时光，无论是打牌还是游泳。
某日，江青特地带上乔冠华与章含之夫妇，一同邀请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共赴晚宴。餐桌上，众人品尝着鲜美的螃蟹，同时，于会泳、刘庆棠与浩亮也加入了晚宴。江青在席间以轻松的语气，半开玩笑地对乔冠华夫妇及王冶秋说道：“外界有传言说我身边有所谓的‘面首’，大家看看，要是有这样的人，那必定是他们三人。”显然，江青这番话只是随口而出，并非真心。
不久后，于会泳将这番话转告于我。我特地翻阅了《资治通鉴》中相应的章节，这才深刻理解了“面首”的确切意涵。江青敢于向乔冠华等人提起那些流传于外的流言蜚语，这也充分说明了她与这三位人士关系的密切。
他们三人的关系紧密无间，宛如一个整体，我私下里常戏谑地称他们为“三剑客”。而王洪文和王秀珍则喜欢将他们比作“三驾马车”。他们自称是“三位一体”。凭借江青当时的显赫影响力，他们得以享受众多特权。
那一年的夏日，江青特准他们三人以“深入生活”的名义，前往山东避暑。他们从济南漫步至青岛，国务院“文化组”事先也向各地做了通报，明确指出他们是江青所派遣，目的是为了体验民间生活。沿途所经过的地方，都对他们的到来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他们得以入住最豪华的招待所，并有幸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神秘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会泳，作为山东乳山县的乡贤，也借此机会回到了故乡探亲。最终，他们在青岛海滨疗养院度过数日，尽情地沐浴在海风中，享受着海水沐浴与日光浴的舒爽。
又有一度，于会泳向江青表达了自己未曾涉足海南岛，急切希望能亲眼目睹红色娘子军昔日根据地的愿望。江青答应了他的请求。随后，于会泳再度担纲领队，与刘庆棠、浩亮一道，跋涉至五指山、三亚等地，领略了这片边陲之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凭借江青的名望行事，却未曾深思熟虑此举可能引发的后果，甚至有人写信至中央，指控他们几人假借江青名义，在外欺压他人，摆出一副权势滔天的姿态，贪婪无度。江青在阅读信件后，将信件暂时扣留，保护了他们。
夕阳人影：不久后，于会泳顺利接任文化部部长一职，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秘闻，等待揭开呢？
徐景贤：1975年的新春之际，我有幸受邀赴京，参加了十届二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召开。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围绕四届人大的议程布局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的深入研讨，同时也在积极筹备本届政府的人选名单。
会议的尾声尚未完全落下，一日，张春桥带着春风般的笑容，来到京西宾馆内，上海代表团所居的住所，与马天水进行了热情的会面。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及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副主任我与王秀珍议下届政府人事。
他透露，政治局已对国务院各部部长的提名名单进行了细致的研讨，并计划在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其正式予以确认。在谈及文化部部长这一职位时，周总理表示，尽管有人提出了新的候选人，但最终的决定是原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将继续留任。(茅盾)“既然这样，那我就取消对徐景贤的安排，转而派遣朱永嘉，你看如何？”
往昔，朱永嘉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并领导市委“写作组”，同时亦成为姚文元所倚重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的核心成员。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的麾下，朱永嘉被誉为得力的文案助手，两人均不愿将他调往北京。直至江青提出由会泳担任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均表示支持，此提议遂顺利通过。
自就任文化部部长以来，于会泳明确表示，他决心与被文艺黑线所笼罩的旧文化部彻底割裂。他毅然决然地不再踏入旧部大楼，转而选择了位于北京的一处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产作为新的办公地点。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他诚挚地邀请我前往参观，并共进晚餐。
步入那日，眼前的胡同显得尤为宽阔。沿着胡同一路前行，尽头处赫然立着一扇朱红漆饰的大门，其后隐藏着一座宽敞的四合院。院中，一条石板小径曲折延伸。房屋经过精心修复，外观尽显中式琉璃瓦的典雅韵味，而内部则巧妙融合了精致的西式装饰风格，现代化的卫生设施一应俱全，暖气设施恰到好处，温馨宜人。步入院落深处，穿过月洞门，眼前便是一个宽敞的花园。园中石桌、石亭错落有致，绿树掩映，假山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致。
在会泳的陪伴下，我们漫步于园林之间，游览过后，便踏入了一家装潢典雅的餐厅。桌上早已摆满了各式佳肴与美酒，而他更是特别邀请到了京剧界的名角杨春霞与齐淑芳一同共进晚餐。会泳自豪地向我说道：“这个大使馆曾有一位技艺超群的特级厨师，专长于制作北京烤鸭。在我接手大使馆的那一刻起，便将他纳入了我的团队。”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言语间不禁略显激动。
在享用烤鸭的同时，我随口问起：“作为国务院的部长，您在处理工作事务时，是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还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汇报？”（春桥）“副总理您好？”于会泳迅速回答，“请将江青同志的指示转告给相关同志。”
紧接着，文化部长竟擅自越过了总理，对副总理也未曾咨询。直至江青不愿插手之时，她才对会泳指示：“你应当去找负责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春桥同志商讨。”至此，会泳才转而向张春桥求助，但转瞬之间，他又回到了江青的身边。张春桥自然洞悉其中的复杂关系，因此欣然选择置身事外。
担任部长一职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便着手摄制了电影《创业》。该影片生动描绘了大庆工人与自然抗争的英勇事迹。影片中自然地涉及到了石油战线的领导阶层。电影制作完成后，便被送往北京接受审查。在文化部的私密放映室里，文化部部长及副部长等官员齐聚一堂，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审阅。与会者还包括了《创业》的创作者们，如编剧张天民等。
随着电影画幕缓缓落下，于会泳的情绪高涨，激动地拍打着大腿，连声赞叹：“这真是一部难得的佳作！”观影体验尚未完全消散，他便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我的电话，兴奋地传递喜讯：“好消息，好消息！我刚刚看了一部非常棒的电影！”
不料数日之后，江青在审阅影片时勃然变色，怒斥该片对刘少奇进行了不实之誉，并将原石油部的领导一并视为刘少奇的亲信，对他们进行了无端的指责。姚文元亦随之指出影片中的诸多严重瑕疵。于会泳顿时陷入困惑之中，只得将“首长”提出的十项意见一一详细记录，并下令长春电影制片厂必须进行修改，否则影片将不得上映。
电影编剧张天心心怀郁结，遂向毛主席致信表达。毛主席审阅了该影片后，批示指出：“影片并无重大瑕疵，建议予以公映。不宜过分追求完美，尤其是指控的罪名多达十条，实属过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在毛主席的批评声中，江青迅速收敛起自己的态度，无奈之下，只得让会泳代为承担因否定《创业》而产生的后果。
1975年，伴随着“批邓”运动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于会泳两次转告我江青的指示。她责令我们积极投身于创作，致力于批判“走资派”的题材，并特别强调要塑造出层次更深的“走资派”形象，以便更加鲜明地揭示党内两条路线间的激烈较量。
上海加紧步伐，推动电影《春苗》的上映进程。这部影片筹备已久，最初并未涉及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便毅然决然地在影片中融入了文革的相关元素。尽管编剧多次修改，仍未能达到理想效果，我便指示市委“写作组”下辖的电影小组进行针对性的调整。经过一番努力，修改后的版本终于呈上，然而依旧未能完全满足我的要求。最终，即便我饱受偏头痛的折磨，也毫不犹豫地抱病对影片进行了修改，显著提升了与“走资派”斗争的戏份。
我重任相托于谢晋导演。《春苗》自全国公映以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愈发激荡。会泳下令文化部写作班以“初澜”为笔名，在《红旗》杂志上撰文，一方面对《春苗》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批判。
《春苗》一经上映，于会泳便从毛远新那里得到一则重大消息：邓小平在观影途中，尚未看到影片结尾，便大声疾呼“极左！极左！”并愤然离场。当时，中央已经召开了相关会议，毛主席亦已开始对邓小平进行批判。我们深知这一信息的重大价值，因此在“初澜”的文章中首次公开披露此事，并将其作为批判邓小平的核心证据，与“走资派仍在前行”的论点相结合，发起了一轮强烈的批判攻势。
夕阳人影：俗语有云，物极必反。此理亦适用于人际之间，一个人若过分陶醉于极度的喜悦之中，往往难以预知其最终结果，沉溺于狂欢亦莫不如此。
徐景贤：1976年10月的初始，会泳同志在电话中向我透露，他将承担重大使命，以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前往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交流。
10月6日的夜晚，"四人帮"已被无声无息地逮捕，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次日，即10月7日，马天水接到了中央的紧急通知，他被迅速召回北京。
在启程之际，马天水特意前来与我及王秀珍进行商谈，意图剖析事态的真相，然而我们依旧难以洞察其中的奥妙。那一夜，时间已悄然步入深夜十二点，我拨通了于会泳的电话，询问北京最新的消息动态。他透露，在当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曾向他传达消息，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出访计划已被取消，这一决定乃是由华总理亲自作出的。于会泳对此表现出了深深的疑惑。
我言道，中央竟突然将马天水同志紧急召回，参加了一场秘密会议。遗憾的是，会议的具体议题并未向我们公开，我们也无从知晓其中是否蕴藏着重大变故。电话那端，我们商定今后必须加强沟通与联络。我紧接着说道：“于部长，恳请您在获取任何最新消息后，能立即通知我。”
10月8日的夜晚，我们屡次搜寻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下落，却始终未能发现他们的踪影。
首长，语气尊敬。（指江青）一种失落感悄然涌现，我的内心充满了焦虑。我向他们透露，我与上海的王某、张某、姚某等人同样失去了联络。在最后一次通话中，于会泳等人用含蓄的言辞提及：“我们几个都感到身体不适。”
1977年，正当我处于离职后的沉思与隔离审查之中，偶然在《人民日报》上瞥见一篇关于会泳的批判文章，文中直言其“罪孽深重，死有余辜”。读完这段文字，我不禁心生猜想，他或许已经离开了人世。
直至我刑期届满方才得知：1977年8月1日，会泳在遭受批斗的过程中，于文化部指定的隔离审查地点，未经允许擅自服用了卫生间内的消毒液，不幸以此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