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雁
伸向东欧的“潜望镜”
我的“东欧研究”始于1990年去波兰做访问学者，这是我个人学术历程的一个转变，有必要做一番交代。我原本是搞俄苏历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沙俄时期，由于教学和办杂志的工作需要，研究向苏联时期有所延伸与拓展。在改革时代对当代俄罗斯有了兴趣，也更关心这个体制“从何处来”。
赴波期间我是带着原来国内研究的进修提纲去的，想继续以往我所关注的俄国农村公社以及俄波农村比较研究的课题。然而1989年东欧继政治转型之后又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转轨过程，在波期间更发生了苏联解体，世人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这种体制“从何处来”，而是它剧变后“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转轨的问题。这同样也引起了国内学术同人的极大兴趣，他们希望我充当潜水艇的“潜望镜”，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
这样写信就成为我几乎每天必做的功课，把在这里看到和想到的东西第一时间记录下来，既是记日记，也是解答大家的提问。秦晖便成为汇总大家的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的传送带。那时候他们系里每周三下午都有半天的“政治学习”，也就是集中在一起读报纸统一思想。后来很多人告诉我，本来可以找借口推诿掉这枯燥的“政治学习”，但是一想到会上可能听到我带来东欧的消息，就守时前往了。有朋友甚至给秦晖起了个“波通社陕师大分社”的绰号。
刚开始我并没有把了解变革中的东欧当作一个必修功课。因为学习语言、适应环境、阅读资料、展开研究已经使我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只是抱着一个记录时代变迁的“自觉”意识，有点想像瞿秋白当年赴俄那样做一些真实记录。但是架不住从国内飞来一封封“指向明确”的信，提出越来越多我无法解答的问题，而且这一系列问题是我坐在教室和图书馆里读书搞不明白的。这就与我原先的学习和研究计划发生了冲突，虽然我都想完成，但时间上很难兼顾。
在学波兰语期间，我多次往返波苏之间，因为不想错过那些重要的历史时刻。1991年12月25—26日苏联解体之时，连续两天我就站在莫斯科红场上。连我们的波兰语老师都问：“你是把在教室里学习语言当作（外出间隙的）一个休整时期吧？”话里话外显然透着不满和批评。虽然罗兹大学语言学院的卡奇马列克院长最后还是让我以不错的成绩结业，但转到华沙大学后，就要决定是否彻底把“副业”变成“主业”。我还真是犹豫了好一阵子，这种专业调整的幅度远在我意料之外。
最后天平倾向于“做转轨的观察者”一方。我感觉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动下，能成为亲历者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图书馆里需要阅读的俄文资料、书籍可以复印，回国再读，那些历史题目放几年也不会有失去时效的问题，但是错过了观察东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机会，可能今生就再也遇不到了。
但是我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完成我的进修计划。按正规要求，我们到指定学校和导师沟通以后制定出研究方案，一般来讲在一年后需要用波兰文撰写一篇论文。我的导师维恰尔盖维奇是华沙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主攻方向是波苏关系史，俄语很好。我与他交谈时，俄语和波兰语混着说、断断续续地说、语法错误地说都没问题，他总是能够很快理解我要表达的思想。维恰尔盖维奇虽然满脸大胡子，看着十分老相，实际上年龄只比我大几岁，我私下里简称他为“维师”。他让我先听他的一门课试试看，找找感觉，论文题目自定。
我选择了他的波俄关系史。在罗兹大学学了半年的波兰语，应付日常生活还可以，进入到专业领域词汇量就明显不足。我坐在本科生的教室里，与一帮波兰小帅哥小美女们一起听课，显得很突兀和沧桑，听得也是一头雾水。但我对波俄两国的历史还算了解，只要给出年代、人名大概知道讲的是什么，就这样连蒙带猜稀里糊涂一路听下来。维师的观点不出我所料，在波俄关系的问题上是从波兰的民族立场出发，只不过他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比一般人要客观细腻得多。
维师的讲课方式十分奇特，与通常从古到今的授课排序方式不同，是一种倒叙方式，以历史大事件为线索。第一节课从当代讲起，从事件过程、结果、造成的影响回溯原因和背景，倒推到上一个时代，就这样从剧变后的波兰一直讲到1569年的“卢布林合并”。第一次接触这种历史讲述方式的确使我大开眼界，对我回国以后授课很有启发，甚至对我后来某部专著的写作方式似乎也有影响，但是对我当时在华沙大学撰写论文并没有实际上的帮助。
我与维师商量，能不能用俄语写一篇文章，由他帮助翻译成波兰文。他考虑了一下，可能想着以我的波兰语水平一时半会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改起来会更费事，于是就“OK！”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这样就解决了进修计划，使我从时间上可以解脱出来了。
我对自己的角色确定以后，接下来还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通信手段；2．观察社会的途径；3．所在国的语言；4．一定的经费支持。与驻外记者相比，我有很大的短板，排除语言障碍和缺乏新闻训练不说，面对众多的新闻线索也懵懂不知要从何处入手。因此在现实观察报道方面并无优势而言。
促使我了解东欧社会的动力，主要是个人兴趣以及秦晖在背后的怂恿，我当时并没有想把我的见闻提供给国内的大众，只是想解答80年代末期之后和我有共同想法之人的疑惑。后来，心底里以自己亲身经历写一本新的《饿乡纪程》的念头逐渐萌发成形。当然，回国以后整理出书是后话了。
先说通信手段。与现在点点鼠标、按按手机就可以把信息发出去的情况大为不同，在电脑使用很不普及和没有互联网的当时，与远在异国的亲人和朋友互通信息只能靠写信，也没有“快递”之说，寄国际航空信至少要一个多礼拜才能寄达。到了波兰寄了几封国际信件后，很快就听前一届的进修生们介绍经验：往国内通信最好最便捷的方式是贴上国内的邮票，让回国的人在国内任何一个邮箱投递，也可以通过使馆信使队的人带回去投递。
80年代末，公派出国人员滞留不归的问题严重，使馆教育处的人特别注重掌握思想动态，每个月至少召集一次会议，集中交换信息，定期做思想汇报。使馆工作人员自己也希望与我们交流，因为他们在社会交往上受限制，反不如我们这些学员活动自如。他们在华沙市内离馆外出都需要申请，去外地更要报批。有一位使馆人员对我说，出国两年来，在国内购置的西装、皮鞋没穿几次，反而是室内拖鞋已经穿坏了四双。因此他们也希望听我们这些到处乱跑者讲讲世道遽变后的社会百态。此外，使馆里还能看到国内的报纸和录像带，有时还能看电影，所以我们去使馆是很勤的。这时候把贴好邮票的信件放在指定地点，就会被信使队的人收集起来带回国再邮寄。
还有一种办法是到机场去送信。我们都有公交月票，到了华沙—奥肯切机场（现在的肖邦机场），只要看到中国大陆的乘客，都可以委托寄信——那时坐国际航班的国人极少，我们这些留学访问人员多是坐国际列车，坐飞机的几乎都是商务人员。
就这样加快了信息传递频率。由于带信人到国内后不见得会马上投进邮筒，所以经常会出现时间错位，后寄的信先到，早写的信反而延后。这期间我和秦晖之间的通信非常频繁，他已经习惯在第一时间得到东欧的新信息，每天开信箱几乎都有收获。但是也有例外，有时一连几天都会摸空，只摸得两手灰，甚至铁皮信箱把手划破了也一无所获，有时却又同时收到好几封来信。为了不致信息错位，以后我从东欧寄出的信件全部进行了编号。